新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是论文的精彩之处。这说明了先生在分析各个学派时，并不只是局限于评述他们的史学成就，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和时代的广阔历史平台上来探讨，从而论证他一再强调的史学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新左派应时而起，在威廉斯的培养和影响下，一批新人脱颖而出，成果迭出，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无从厘清。先生以广阔的视野和清晰的思路，直奔主旨，探骊得珠，一语破的。
    先生断言，有一个词语可以概括整个威廉斯外交史学，那就是“扩张主义”。对威廉斯来说，“扩张”就是贯穿全部美国外交史的一根红线，“扩张”基本上能说明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接着，先生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威廉斯的扩张命题，“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孤立主义；二是对美国外交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关于孤立主义，先生一开始并没有亮明自己的观点，只是介绍了美国不同流派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难得的是，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威廉斯关于孤立主义的“执拗之见”反映了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对于垄断集团的无限扩张政策的不满。在这里，先生将威廉斯的“扩张”说同比米斯等人的“大失常”说进行了对照，但是没有展开。“大失常”是美国外交史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派一直感到困惑和迷惘的难题，威廉斯的修正派史学以其“扩张说”比较成功地解开了这个难题的症结，这正是修正派在整个20世纪60到70年代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予以说明。威廉斯把扩张主义同经济要素联系起来，先生认为，这是他的学说最有价值之处。先生向来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威廉斯的研究能遵从这一原则，实属“上乘”和“卓越”。作为对比，先生列举了美国传统的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依据和目标所作的各种解释，五花八门凡24种，由此可见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之厚重，已达到博闻强识、钻坚研微的境界，令人称奇不已。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扩张的目的在于夺取市场和原料，美国是从重商主义胎胞中产生的，到19世纪末从商业和领土的扩张转变为“海外帝国主义”。在这里，威廉斯和他的学生们引入了“门户开放”这个概念。威廉斯断言，美国从来就没有所谓“孤立主义”，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就是“门户开放”，门户开放的制定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政府迷信于门户开放，以为通过这项政策的推行，就可以继续国内的自由和繁荣，就可以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度的扩张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会损害自身的福利与安全，精神上会毁坏美国社会道德和理智的完善，物质上会引起毁灭性的原子战争，美国外交的悲剧就在于此。威廉斯于是为美国开列了一剂药方，他拾起进步史学派比尔德的一个口号：“在国内开放门户”，即致力于在国内实现“社会合作”，并制定了一整套详细而具体的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内改革方案和计划。杨先生就是这样向读者揭示了威廉斯史学的思考逻辑：对外扩张-扩大市场-门户开放-悲剧性失败-加强国内改革。值得提出的是，威廉斯史学从研究外交问题入手，最后又落脚到国内，这说明了威廉斯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美国历史解说体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史学。也正因为威廉斯的逻辑结论，使他难免重蹈比尔德由经济分析而步入孤立主义的歧路，他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去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他所精心制定的改革计划只是在扬汤止沸，并不能逆转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解决美国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这正是杨先生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所作出的结论。
    先生先后对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的史学作了深刻而透彻的评析，至此，他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已告一段落。先生认为，在威廉斯之后，美国史学理论已经呈现出“支离零碎，无有史学大家出现”的迹象。原因有三：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人一向崇尚实用主义，不重视理论思维。美国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大都源于西欧，在美国加以本土化。“虽然本土化外来的新理论，不失为发展本土理论的方式之一，但美国本土滋长理论的沃土不断遭受淹没，新理论往往也无法存身，更难以本土化”。第二，“二战”后，美国力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强力推行世界霸权主义，“这就加强了武力专横这类硬件措施，本来薄弱的理论思维软件更加削弱”。第三，由于受到垄断性的媒体霸权主义说教的熏陶，美国人日益陶醉于自满自在和优越感之中，也日益变得唯我独尊和自私自利，“这些情况无疑会使萌发哲学思维的追求受到抑制”。[6] 因此，先生觉得已经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对象，只好暂且搁笔。先生原先的计划是对美国史学史作系统研究，但是后来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被迫放弃了“搞大的长期著作的设想”，而是“退而在美国史学史上系统地写些单篇论文，集腋成裘，将来形成一本‘美国史学史’”。但即使是这些单篇论文，亦足可收以一持万，钩深致远之效，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三、拔新领异，别具特色的美国外交史研究
    关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先生针对研究领域的特点及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状况，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见解，也是自己研究和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一，“学以致用”。先生曾多次提出，学习美国外交史是时代的需要，他在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时，特意在绪论中强调，该书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我国目前尚无一本美国外交通史著作的现状，以填补学术的空白，另一方面则是要“应答时势的需要”[7]（P1）。先生认为，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扩大了国际交往，这就是大事和大势。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在国际交往中，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演变的历史自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学习历史是为了知往晓今，预测未来，因此学习美国外交史有着“温故”和“知彼”的意义。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止于此，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更好地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美国史学界许多人标榜美国外交政策的“利他”性质，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唯洋是尊，跟在美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有一件事情先生印象极深，甚至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曾说，你们不必研究美国史，美国人写了那么多的书，翻译过来就够了。[2]（P287） 先生一方面感慨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另方面又认为，美国人的研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他在为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亚太政策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学者应当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文化背景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缜密剖析，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同美国学者的交流一定是对等的、相互的，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不能鹦鹉学舌，否则便是“流而不交”，便是单向的文化征服[2]（P340～341）。先生在组织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时，再三叮嘱在附录部分的“参考书目举要”中多开列一些中国学者写的书（当然要保证学术水平），“不应当全用‘洋大人’的东西”，“不应全是洋书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