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民”之所指，尹全海的见解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洪秀全，而是洪门会党。他的判断是：“朱元璋遗留的民族思想和孙中山民族主义中‘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并不是一回事。”“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宗旨和洪秀全的反满思想相比，前者才是孙中山所指的‘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16]
    生当中外局势与社会生活急剧嬗变的年代，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源也许不可能是单一的，试图弥补文本主义的缺陷，沿着思想本原与社会环境两条线索来探求之，应该说是可取的。至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流向与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也为学者们所关注。
    李新等人认为，求学香港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也是其革命思想的起点。而1895年香港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又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起点，标志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1903年十六字纲领的出现，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赋予“越来越充实的近代社会内容”[17]。
    林家有的看法是：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导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则是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至1903年才确立起来的。”[18]他还强调，“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以及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与日益发展、变化着的形势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序列中。”[19]在这里，林家有之所以断定“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那是因为他的立论偏重于价值判断，但这并不能否定事实判断的意义。
    张正明等人认为，“兴中会成立之前，是酝酿时期”；“与兴中会同始终，是向旧三民主义过渡的时期”；“同盟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即革命排满阶段”；“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第二阶段，即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确认民族平等和倡导民族同化的阶段”[20]。
    宝力格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界，将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演化过程分成二段：前段是“建立在传统华夏意识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论”，后段是“建立在民族同化思想基础上的民族共和论”[21]。
    俞正以孙中山“对民族革命思想的逐步修正”为线索，分做三个阶段：一、从1897年8月与宫崎寅藏等谈话开始，“初步论及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关系，注意将民族革命同改朝换代区分”，到1906年11月为止。二、“公开纠正某些人对民族主义的误解，清晰透辟地阐明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时间大致从1906年12月至1911年冬。”其中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标志着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民族主义基本成熟”。三、“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除鞑虏’，以完全的民族平等思想淘汰华夷观念，时间为1912年。”[22]
    应该说，划分复合型与多变型历史人物的思想阶段，如同对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做分期判断一样，原本并不容易确定。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流变历程中，即使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坐标，1894年或1895年这样的年份也顶多只是一个近似符号，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迟至1900年10月，孙中山为何还向刘学询提出，起义成功后的政府首脑“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23]倘若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或政党的成立等群体行为做界标，也不一定能及时与真实地反映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变化情况。否则，孙中山就难有“先知”或“先行”可言。
    二、内涵、性质与作用
    有关反满民族主义之源流的认识与分歧往往来源于有关内涵与性质的确认，而且还反过来影响后者。
    关于辛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推翻满洲贵族把持的清朝政府，并与建立共和政府的民权主义结合起来。
    黎明认为主要有四：“一、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朝”；“二、能发奋就能消除外侮”；“三、五族共和，平等联合”；“四、国家独立，天下为公”。[24]林家有认为主要有三：即反满--独立--平等。“反满，即打倒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在反满革命斗争中，要把满族人民和满族贵族区别开来，不以仇杀为事。”“独立，即建立一个不受外人控制的、由资产阶级独立行使主权的共和国。”“平等，即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之后，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皆可参政权，国际上，则要与各国处于平等地位，共同维持世界和平。”[25]
    李华兴另列四条作为“主要内容”：一、“突破了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笼统排满思想”；二、“和推翻卖国政府、拯救民族危亡、摆脱瓜分危机联系在一起”；三、“主要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构成学说为思想依据”；四、“对太平天国和秘密会党反满、反侵略要求的继承与发展”。[26]李华兴所论与其说乃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还不如说是有关特征问题，不过，李华兴的立意还是不难估摸的。
    钟卓安则认为，可以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曰“排满而兴汉”，“汉家天下，政由己出”；二、“以反满为救国手段”；三、“在反满斗争中严格区分满洲贵族和满洲普通群众”。[27]
    贺陆才等概括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四项内容”是：一、“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二、“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以优等的多数民族（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使之同化”；四、“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于反满革命中”[28]。
    张正明等称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有六点“革新”：一是“把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思想灌注到原有的华夏民族意识中去，从而改造了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内中国而外四夷’的传统观念”；二是“主张改君主政体为共和政体，从而扬弃了‘尊周攘夷’和‘反清复明’，这类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和帝制思想的传统观念”；三是“主张‘师夷’，从而否定了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四是“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而基本上排除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五是“寓联满于排满之中”，“这就破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六是“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族同化”，“从而扫荡了‘明夷夏之辨’和‘严夷夏之防’这类传统观念”。[29]孙中山对这些传统观念的改造、扬弃、排除、破除或扫荡是否果真令人满意，还不难引起争议，但论者试图在细心对比相关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来把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内涵，无疑颇具匠心，更容易触及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