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章开沅等都强调民族主义本身像双刃剑一样所具有的两重性。金冲及认为，孙中山清除了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发挥其正义性与进步性，成效显著。[64]章开沅则认为，“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演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合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65]
    三、余论
    虽然大陆史学界至今未见专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著作问世，也不曾组织以研讨孙中山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学术团体，其学术力量的投入不及台北同行，不过，与自身相比，大陆学者在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探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递增趋势。据初步统计，如果不包括综合性研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专著与论文，仅就专论包括反满思想在内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而言，50年代有3篇，60年代至1984年约11篇，1985年至90年代末约14篇。
    就研究队伍而言，论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作者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是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二是民族学研究者。按理说来，以民族学为专业的作者探讨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应该拥有相应的学科优势，但大陆学术界的情况略有不同，从有关民族学院的学报发表的多数文章来看，作者有关民族学的学术理念受革命史观的影响较大，摈弃某些过时的定论似乎比近代史研究者要难，因而相对来说，在同类论文中，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成果质量似乎略高一点。民族史研究者一般对孙中山大汉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缺陷强调较多，突出民族团结或民族平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一般强调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肯定反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综观有关研究状况可知，虽然大陆学者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很有学术分量的见解时有所见。不过，也有部分论著的学术水准显得参差不齐，某些学术倾向有待克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端：
    1、有的论著不太符合学术规范，不仅论题重复，而且其中的论点与论据也多有重复，形同炒剩。关于民族主义的内涵分析与价值评判，有的论著明显引用早在50年代张磊先生发表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或苑书义先生发表的《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论文，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有的论文就抄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下册，而且既无注释，又无正文说明。
    2、对个别概念的使用有欠准确，缺乏相关讨论，容易影响论著质量，有关时间概念便是一例。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有的分为早、晚两期或前、后两期，这显然还不够。仅以常识而论，在早与晚或前与后之间，至少还应有一个既不在前也不在后或既不算早也不算晚的相对独立之时间段，对变化程度较大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说，尤其应当如此。还有个别论文把自己的两阶段论称作“早期”与“后期”，其词义更不如使用“早、晚”或“前、后”那么确切。至于早期或前期的时间界定，有的指兴中会之前，有的指辛亥革命之前，还有的则指1923前之前。彼此对同一人时间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是如此悬殊，笔者却未见有人先具体讨论“早期”或“前期”的分歧问题，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与相关价值评判的讨论就只能是各说各的了。还有个别论文在引用孙中山的言论时，时而摘录辛亥革命时期的内容，时而改用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讲演，然后在此基础上阔论开来，毫无具体的时间交代，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
    3、有的作者似乎不曾认真翻阅有关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字，东拼西凑的痕迹比较明显，还常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甚至沾染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但是”、“不过”等转折词之类不良文风，常使读者不知所云。还有个别论文不着边际地作学术演绎，全凭作者个人的想象，把孙中山原本就没有的思想强加于研究对象。例如，有的作者事先不曾对西方近代丰富多彩的民族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作出具体研究，就说：孙中山目睹晚清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压迫，滋生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另一位作者称，孙中山指出：革命党人进行反清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这是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共同使命。……他告诫革命党人，不团结满族人民共同斗争，要完成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是困难的”，这显然只是作者的现代语言，在借孙中山的口说自己的话，而不是孙中山本人在说话，与孙中山的真实言行无涉。有篇论文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是促使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生成的现实基础和土壤”。明眼人一看便知，至少在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现实土壤促使孙中山生成的并非什么“民族平等”思想，而是不乏大汉族主义的反满思想。还有一篇论文在肯定辛亥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时，说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没有赋予汉民族的特权，没有否定少数民族的权利云云，似乎容易给人以画蛇添足之嫌。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是否赋予汉民族的特权与否定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他提出“五族共和”的文本与当时孙中山关于民族平等的真实理念及其实际操作之间的真实联系究竟何如？政治活动家的言行常常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某些内心意念却又常常以不变应万变，这就为史学研究增添了难度。研究者需要紧扣当时的语境，弄清有关主义与思想的变与不变，也就是要弄清研究对象的言与行、理论与实践、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真实联系，并给予相应的说明。
    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多数论著以列宁、毛泽东的见解为蓝本，连话语结构和语气都颇为相似，而且定性分析明显多于定量分析，价值判断又明显多于事实判断。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已有明显改变。部分学者已开始注意科际整合以及海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学科交叉，丰富研究手段，扩大研究视野。除了历史学，还有货真价实的民族学，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盟其中，还有少数论文试图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放在当时与今日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克服就事论事的偏狭范围，所得结论自然有所不同。可以说，前辈学长章开沅先生、林家有先生等在这方面带了好头。
    就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有些问题恐怕还得依赖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考释。例如，何启等人对兴中会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影响较大，就需要充分的资料具体说明这些影响。进一步弄清兴中会秘密誓词的真伪问题，无疑关系到弄清孙中山早期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形成的真实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