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讨论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还是划分其发展阶段，人们几乎无一不提及孙中山于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为之称颂者也不乏其人。
    张磊认为，孙中山的演讲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具有狭隘落后性和复仇色彩的种族革命的倾向，而显示出了近代民族运动中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并为推翻清朝后以‘五族共和’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30]李时岳、赵矢元也认为，有关演讲内容“已经透露了在推翻清朝之后孙中山随即改‘反满’口号为‘五族共和’的消息”[31]。
    在李光灿看来，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权”，“这种反映历史真正要求的见解，就自然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32]
    俞正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尽管这篇演说标志着孙中山向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不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一，该演说强调‘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那就意味着未来政权只能由汉族掌管。其二，满人在革命后可不可以参加新政权？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演说未作说明。可见孙中山此时的思想，离开完全的民族平等，尚有相当差距。”[33]
    平心而论，俞正的见解更显得接近或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因为，姑且不说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中究竟有无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本义，也不论孙中山后来对‘五族共和’主张的真实态度如何，只要细读孙中山那份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诩的演讲词，便可知演讲人所强调的还是“种性”与“汉人的国”，[34]无意于平等看待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况且，他的演讲之所以明显增加了民权主义思想之比重，这与同盟会之狭隘民族主义正遭到政敌梁启超的理性批判也不无关系。孙中山平时蔑称满洲人为“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满虏”、“鞑虏”、“清虏”、“胡虏”、“胡逆”、“异族”、“异种”、“外国人”和“从外国来的满族人”，呼清帝为“客帝”、“野番”，视清朝为“虏朝”、“异族政府”、“外国政府”，强调“满洲政府”不等于“支那政府”，“大清国”不等于“中华国”，自称汉族为“皇汉”，汉人为“亡国之民”，斥君主立宪论者为“汉奸”，[35]有关意念在此后也不曾完全消失。例如，孙中山在1908年部署广西边境起义前后仍称，“当此得失之交，为吾汉族存亡所关”[36]，仍视光绪帝为“虏帝”，满人为“满奴”[37]。在1910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还再三强调：“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38]这是我们在归纳和阐释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内涵与演变进程时不能不有所注意的。
    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一般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惟在具体论述上略显差异。
    章开沅认为，“二十世纪初年的‘排满’实际上成为反帝、反封、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已经与往昔的‘反清复明’有着本质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派诚然不是明确的阶级论者，……但他们的许多言论和文字，至少在客观上表述了这个斗争口号的阶级内容。”[39]
    刘大年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和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40]
    在此问题上，上述论点颇有代表性，许多论著都显得大同小异。如果说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也许还应当回答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孙中山等人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如果按照另一部分学者所述，孙中山等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那么，至少也需要具体说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是否一回事？彼此认同的情况又何如？况且，如果断定反清志士们只是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甚至只为这个阶级中的某个阶层的利益，显然容易低估他们那为国为民不畏生死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因此，郭世佑提出，“相对于他们强烈的反满要求和救国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诱惑并不重要。他们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41]
    李光灿的见解是：“正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反对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国内民族的压迫，……对于被统治的各阶级，对于中国的全体民众都是休戚相关的。因此，这种民族革命运动，客观上不能不带有全民的性质。”[42]此论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未曾引起重视。窃以为，如果说反满民族革命在客观上带有全民的性质，那么，属于孙中山等人主观范畴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性质究竟何如？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怎样？如何看待这些联系与差异？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说明。
    关于反满民族主义的局限性问题，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有无反抗西方列强之意；二是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
    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反帝的内容和口号，反而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就是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而起步的，虽无明确的反帝纲领，至少客观上存在反帝的作用。至于孙中山不以反帝相号召，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无可非议。
    关于孙中山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以及如何衡估反满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影响，讨论各方的分歧较大。
    张磊较早地指出孙中山“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孙中山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为汉族历史的发展，在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古老文明时，忽视或无视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所做的贡献，另外，“相当程度的种族革命的色彩--这乃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缺陷”，“过分地强调‘反满’和把满族理解为‘鞑虏’是与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相适应的”[43]。
    王力平认为，孙中山在其“民族革命”的实践中，以“排满”为口号，不仅“强化种族对立的色彩”，“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至尊观念”，还“渲染民族复仇意识，……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暴力手段”，及至民国成立，“将政权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了”[44]。
    林家有的认识则相反。他认为，反清革命中固然存在种族复仇主义的偏见，那与孙中山无关。“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便是要消除这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意识，端正民族革命的立场与效果。”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既不是寻仇主义、报复主义，也决不是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45]。
    应该说，孙中山在发动会党时，也偶尔留下过“兴汉复仇”[46]之类过激文字，也说过与“复仇”有关的话，值得引起注意。不过，倘若把他归入种族复仇主义者一类，似嫌论据不足。况且，发动暴力反清运动乃事关发动者与被发动者双方之事，孙中山曾经依靠会党，推崇暗杀手段，似乎无可非议。在当时，连康、梁为首的保皇党都热衷于暗杀与联络会党中人，遑论以暴力反清为职志的孙中山。至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连一点“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都没有，也有待于充分的史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