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在1981年指出，孙中山等人的“排满”宣传品“确实充塞着大量的封建性极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但是，“我们在评说‘排满’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有清一代汉族始终是被压迫民族。”[47]时过十余年后，他的见解已稍有变化。他说，“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是恩威兼施政策的收敛，一方面是本身汉化程度的加深，使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已逐渐减弱”，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早已认同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在当时，“中国的民族运动实际上存在两种抉择，两个前途。清朝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充当民族运动的主导者（即令是名义上的主导者）。[48]章开沅的后一种见解倒是同李时岳、赵矢元于1981年发表的论点比较接近。[49]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却与此相反。
    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需要对清朝260余年间各阶段满汉矛盾的消长情况作出具体考察。但不管怎样，满汉矛盾的存在，实属有清一代十分敏感与棘手的基本国情。至于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的认同范围与程度，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同盟会骨干汪东的回忆倒是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例证。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50]尽管《国民报》与《驳康有为书》之间不可能有直接关联，前者在后者问世前即已停刊，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但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士大夫的另外一种信息，值得关注。
    关于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宣传，章开沅认为，“大多数‘排满’论者不过是穿戴古代的衣冠扮演近代的角色”，“我们不能因为‘排满’论中掺杂了大汉族主义的封建糟粕，就忽视了它所包含的可贵的民主主义内容”[51]。
    耿云志则强调，尽管孙中山等人“确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满论者”，但他们身上的民主主义能量并不很多。相比之下，“蔡元培是唯一不很迁就种族主义的反满论的人”。孙中山领导的“这个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降一格的形式中实现出来的，它是穿着厚重的民主主义外衣登台表演的。这也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足以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52]。他还说，“‘反满’不是一个近代意义的正确口号，可是如果去掉‘反满’的口号，辛亥革命就不成其为辛亥革命了。”因为“革命党人在革命队伍中实际宣传的重心是在民族主义”，“革命队伍中即使像新军这样比较有组织又略有文化的部分，一般也只接受了反满的民族主义，而未曾接受民权主义”，“孙中山确立其民权主义的目标，是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的”[53]。
    几乎所有讨论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论著都势必一并考察它的作用与影响。由于学者们对孙中山反满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性质认识悬殊，对有关作用与影响的认识就难免见仁见智。
    魏忠胜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是深得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拥护的。他们共同团结在‘反满’的旗帜之下，进行着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54]。林家有说，由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了‘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主张”，“也能够号召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响应革命”，[55]谢冰也强调，由于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是针对满洲贵族当权者，使辛亥革命“避免演变成一场民族仇杀的惨剧”[56]。
    张正明等人说得更具体：“总的看来，辛亥革命不是在民族冲突中、而是在民族和解中进行的。经过辛亥革命，满汉关系不是变得坏了些，而是变得好了些。”“为庞大而驳杂的排满队伍指示了正确方向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57]
    林家有在另一篇论文中则承认，在革命高潮期间，陕西、福建两地出现过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但他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为时尚短的民族主义宣传所能引起的，而是剥削阶级长期实行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造成的。当然，革命派的‘反满’口号过于简单，也容易被人曲解‘反满’的过激言辞也确实含有一些消极因素，对民族情绪的增长起了某些激化作用，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加以隐讳”，但是，“有人不加分析地把上述两种现象都说成是革命派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58]
    赵毅等人在具体考察“革命排满”呼声对八旗社会的影响时指出，不仅封建统治者寝食难安，而且在八旗社会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说明革命党人还没有在八旗社会内部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排满’的正确宣传，从另一个角度则反映出‘反满’思潮影响的效果，造成了旗营中相当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一部分旗人已取逃避而非抵抗革命的态度”，加速清朝统治的瓦解。[59]
    郭世佑针对有些学者认定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之论点，认为反满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对此都曾明确表态。“及至溥仪退位，清朝皇统结束，孙中山自己即将退位之际，他还特意赶往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可谓克始克终。再过七年，当他撰写《建国方略》时，这位民国的缔造者还在津津乐道武昌起义之成功‘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60]
    关于反满的必要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基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暴戾与卖国，章开沅指出：“民主革命的丰富内容当然并非‘排满’二字所能尽行概括，但是‘排满’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61]
    郭世佑则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多重民族矛盾入手，认为“满族贵族所制订的许多国策不是旨在尽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是带着弱者心态，以防范国家基本人口群体汉人为目标，压制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民族牢狱和臣民牢狱，毁坏了大量的政治资源。”“欲期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义无返顾地走‘师夷之长技’的理性之路，就必须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变防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为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反满民族革命的多种合理性及其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62]
    皮明勇试图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演变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他指出：“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迅速地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后，大汉族主义进而表现为一种民族同化主义。孙中山就曾提出‘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尽管孙中山本人后来纠正了这种提法，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至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分裂主义，则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他还说，“仅仅用民族主义来支撑整个民族精神是不够的。反过来，民族传统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确实做好一些传统特质的改造和功能转换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和相关政治制度的确立。”[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