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不同于求生存。求生存的涵义要广泛得多,而生存是指人民大众享有必需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存在。“社会的生存”和“群众的生命”意义是相近的。孙中山在1924年作《民生主义》讲演时,曾经焦虑地说过,10年前中国还有4万万人, 现在据外国有关机构调查,只剩下3.1万万了。10年间中国人少了9000万, 使得这位革命家忧心如焚。人民的生命是任何历史存在的前提。人的生命不存在了,国家也就亡了,历史也就不存在了。故孙中山讲民生时,突出强调了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意义。 “生计”,通常的解释是指有关人们生活的事情,也可以解释为谋生之道。谋生之道一般而言包括人们为获取生活资料而从事生产的意思。孙中山说:“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可见这里的生计当指直接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经济生活的有关事情。所以,孙中山又说:“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25页。)。孙中山说的直接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生计, 包括了消费性经济生活及其直接有关的事情。 “生活”,当是准确把握孙中山民生概念的最难之点了。生活通常是指人的各种活动。有的学者将孙中山的民生涵义说成包括人的一切努力和活动,正是作这种泛义理解的。但这并不符合孙中山这里讲的“生活”概念的原意。 首先,这里说的生活不包括物质生产。中山先生本人对生产与生活概念是有区分的。他说:“在太古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渔猎时代,人民就要打鱼猎兽,才能够生活,就是要做工才能有饭吃。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注:《孙中山选集》,第828页。)。从打鱼猎兽、从事畜牧、 树艺五谷到后来的机器劳动,都是做工即物质生产,这是求生存的活动。生活则是直接维持人民生命存在的活动。孙中山显然赋予生产与生活以不同的涵义,生活不同于生产。有的学者之所以把民生涵义中的生活概念泛化,包括生产在内的一切活动,可能与误解孙中山的如下论述有关。他曾说过:“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19页。)。人类求生存当然包括物质生产, 而且包括更加广泛的内容,但这里却不能根据中山先生讲话的字面意思,把人类求生存理解成“民生”。孙中山这里说的“民生问题”实际是指求得解决民生问题。人类求生存就是求得解决民生问题,求生存中的物质生产不能包括在民生的“生活”涵义之中。 其次,这里说的生活不仅未包括物质生产,并且也不是指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而只是指经济生活。孙中山说过,西方是在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完成以后,自实业革命发生,许多人没有工做,因而不能生活,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即民生问题,于是出现了社会主义。按照他的理解,“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06页。)。在中国,孙中山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 在民族、民权问题解决以后,民生主义便同社会主义一样,也是研究和解决人类的经济生活问题。他在《民生主义》演讲的开头便明确提出,他是“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即民生--引者)来用于社会经济上”(注:《孙中山选集》,第802页。)。显然, 这里民生涵义中的生活是指人民的经济生活。 复次,这里说的生活也不是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而是指维持人民大众生存所需要的经济生活。孙中山提出:按照“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生活进化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第二级“叫做安适”,第三级是“奢侈”(注:《孙中山选集》,第364页。)。实际上, 安适、奢侈也都是人的需要,那是一种发展的享受的生活需要。可见孙中山讲的第一级需要指的是生存的需要。“民生”所指的生活,主要便是指的这种满足人民生存需要的生活。孙中山说:“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 可见孙中山这里说的“生活”,主要是指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衣食住行一类的经济生活。 综上所述,作为孙中山历史观理论基石之一的“民生”概念,指的便是维持人民群众生命存在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一类的经济生活。有了这种经济生活,人民才能生存。这是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关节点之一。而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是符合中山先生所说“民生”之原意的。 2.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的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论,是针对流行的唯物史观理论要点之一,即他所说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而提出来的。孙中山指出,西方自实业革命后,生产力发生大变动,机器占了人工,许多人失业,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即民生问题,并因此而出现力求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是乌托邦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思,则“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而且尤其重视科学方法,“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人们都“信仰他”(注:《孙中山选集》,第809-811页。)。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说过物质是历史的重心,但孙中山的这种理解却是有其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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