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进化的原则
    孙中山提出：“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注：《孙中山选集》，第817、813、155、156、693 、699页。）。孙中山也提出过：“人类初生以至于现在， 天天都在奋斗之中”，“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注：《孙中山选集》，第817、813、155、156、693、699页。）。孙中山指斥过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学说是“野蛮学问”，但也讲过它“适于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孙中山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但对西方工人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同情并予肯定的。在这些看来似乎有些矛盾的论述中，孙中山的基本思路究竟是什么？
    其一，孙中山对社会进化原则的见解分为两个阶段。他说：“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纯然为革命时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317页。）。在“纯然革命时代”，他讲三民主义，突出民族、 民权问题是迫在眉睫之事。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他顽强奋斗，百折不挠，强调的是“重兵权”和“革命之精神”，并不讲互助合作。到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孙中山认为“革命之目的已达”，“竟破坏之功，开建设之绪”。他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此时“正吾人破坏告终，建设图始之时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1页。）。他在1912年5月开始提出：“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 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页。）。这一时期，他辞去临时大总统，正集中思想和精力“于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对我们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有兴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2页。）。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粉碎了孙中山立即着手建国的梦想。他又重新高举革命的旗帜，组织中华革命党，“专心于革命事业”，并要求“将革命事业作为本人终身事业”（注：《孙中山选集》，第 543-544页。）。但他坚信，“这种四分五裂是暂时的局面。 将来是一定要统一的。统一之后，便要解决民生问题”（注：《孙中山选集》，第840-841页。）。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常常打断孙中山建设国家社会的思路。但一条基本思想线索还是大体清楚的：他在革命时期强调竞争；强调人类进化原则为互助，则是在他认为社会走向建设的时代而提出来的。
    其二，孙中山从不否认人类历史中竞争的存在，他认为在革命时期这种竞争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他说，人类由初生到现在，天天都在奋斗竞争之中。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这一时期起初是君权与神权争，尔后是民权与君权争。人类是“在竞争中求生存”（注：《孙中山选集》，第693页。 ）而奋斗过来的。他还说过：“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当此廿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2册，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42页。）在纯然革命时代， 孙中山为民族、民权革命奋斗，这种革命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更是他所充分肯定的。孙中山认为革命是由压迫引起的，并且指出：“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注：《孙中山选集》，第547页。）。 他在总结辛亥革命因妥协而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注：《孙中山选集》，第600页。）。显然，在孙中山看来，民族、 民权革命彻底胜利以前，竞争有利于人类历史的进步，生存竞争学说是“适于用”的。就西方而言，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即是说，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统治权时，生存竞争学说是“适于用”的。
    其三，如何理解孙中山说的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第一，按照孙中山的思维逻辑，是指人类在走向和从事国家社会建设时代，求生存的进化原则是互助。他说：辛亥革命，实现共和，“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注：《孙中山选集》，第191-192页。）。“今破坏已完，建设已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的学问”。“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野蛮学问便是指生存竞争学说，代替生存竞争学说的文明学问便是互助论。从今以后，“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页。）。第二，孙中山对理论是注重实用的。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注：《孙中山选集》，第651页。）。这样，当他认为我们已处在走向建设时代， 在回头去看过去历史时，他就否弃了生存竞争学说，而代之以互助论。因而提出：自从人类产生以后，“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显然， 他想以人类自产生以来的进化原则都是互助的，来论证今日提倡互助之合理。第三，在他以互助为人类进化原则时又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中的竞争？他说：这是因为“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指人类时期--引者）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不但过去人类历史中存在竞争， 就是孙中山说的走向建设的文明时代，竞争也依然存在，而且以后也还会存在。不仅是竞争，甚至有战争。孙中山列举“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他曾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定要发生。可见他并不否定竞争的存在，但认为“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 这时他对斗争也并不一概否定，但认为互助是“人类进化的主动力”（注：《孙中山选集》，第365页。）。孙中山还进一步提出， 人类只有根除野蛮性，真正“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己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注：《孙中山选集》，第156页。）。这个进化的最终目的便是“天下为公”， 也就是他后来说的“共产主义”。
    孙中山由于忽略社会环境，专从历史主体的人来思考问题，没有达到阶级论。他讲的竞争是生存竞争，不是阶级斗争；他讲的互助，也是抽象的人的互助。理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包括他的失误，确实值得今人仔细体味，并能从中有所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