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己《史通》对《左传》评论说：“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著，以为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人，他受经于孔子，班固还认为左丘明为鲁之太史。《汉书·刘歆传》说：“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后汉书》又说光武帝“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从‘亲见’到‘亲受’，证实了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见朱东润《左传选·前言》）。然而司马迁看见过《弟子籍》的记载，既然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就没有理由将左丘明的名字除掉。刘歆、光武帝之说，“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建立《春秋左氏传》的威信而造出来的”（见朱东润《左传选·前言》）。总之，由于司马迁、刘歆、班固的记载，《左传》作者是左丘明，魏、晋以来学者多无异议，可以说唐代以前很少有人怀疑。到了唐代研究者开始多有异议，赵匡首先认为《左传》不是左丘明所写，他欲攻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击作《传》之人。他反对《左传》作者受经于孔子，认为左丘明“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宋代学者相继而起，王安石《春秋解》（一说是《左传解》）列举十一事（此书已亡失），证明《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郑樵《六经奥论》列举八证，认定“左氏非丘明”，而是六国时楚人。明、清时期，研究者说法不一，清人姚鼎在《左传补注序》中认定《左传》为战国初人吴起所作，姚说虽为牵强，但他认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是可信的。清人顾炎武也反对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著《左传》之说，他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一书，对《左传》作者做过研究和推断，比较符合实际。其一，他从《左传》“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其二，从《左传》“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其三，《左传》“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其四，《左传》“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31年‘卫迁于丘，卜日三百年’，僖31年（公元前629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6年（公元前329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之事，馀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根据唐代以后学者之说和童书业的推测，当前大多《左传》研究者认为：《左传》可能是战国初期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编写成的。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我们可以说《左传》的时代是战国初期，作者是失名了。”《左传》作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来叫《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左传》是和鲁《春秋》并行地记载历史，并不是只对鲁《春秋》的解释，而是一部既与鲁《春秋》有关系、又独立的历史书。秦始皇焚书以后，汉初搜集的书籍，多用今文记录，而《左传》是用古文记录的。对《左传》的发现，虽无专门详确记录，但从汉以后的古籍中还可探索其渊源。其一，以为《左传》是汉初“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见许慎《说文解字序》）；其二，以为《左传》为“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官”，得《左氏传》（见王充《论衡·案书篇》）；其三，以为《左传》为汉代刘歆从秘府中发现的（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以上三说后人多认为刘歆之说较为可信。至西汉后期哀帝时，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开始把《左氏春秋》认定为一部解释孔子编订的《春秋》（即鲁《春秋》）的著作。于是他们称《春秋》为“经”，把解释经书的称为《传》。从此便把《左氏春秋》称为《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又把《左传》与《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战国时公羊高撰）、《谷梁传》（又称《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战国时谷梁赤撰）合称为“春秋三传”。到了晋代，经过杜预的改动，又把《春秋左氏传》分年、分条附在孔子修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后面，并汇集了前人对《春秋左氏传》的注释，合编在一起，称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春秋左传序》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不管历代研究者怎样把《左传》和《春秋》相提并论，但《左传》的记事并非完全与《春秋》相符，它本身自成体系。《春秋》是阐明所谓“微言大义”的，而《左传》阐述“微言大义”的地方较少。在记述历史方面，比起《春秋》来，《左传》更有独创性，而且《春秋》记事过于简单、平板，而《左传》则详尽、生动，有情节、有人物。如隐公元年，《春秋》记载郑庄公与其弟争夺权位一次战争，只用9个字：“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则用了540个字。宣公2年，《春秋》记载晋国国君灵公失掉为君之道而被大夫所杀的事件，只用了13个字；“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左传》记载这个历史事件，则用312个字，把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束做了详细、生动的记录，既有情节又有人物。宣公12年，晋、楚邲之战，《春秋》仅用30个字：“十有二年春，楚子围郑，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而《左传》记载这次战争却用了3，000余字，详尽地记述了战争的整个过程，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有许多面目清楚的人物。从以上记录的三个事例看，《左传》记载历史事件，比《春秋》是有许多艺术特点的。因而不应该把《左传》视为《春秋》的附庸，更不能把《左传》同专门阐述“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混为一类书。唐代赵匡认为“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见《赵氏损益义》第5）。总之，《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