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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汉纪》的史学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黄淮学刊(社科版商丘 陈长琦 参加讨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园林之中,有两株相互辉映的东汉史著作的奇葩。那就是《后汉纪》与《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优秀的纪传体史书;《后汉纪》则是一部早于《后汉书》的优秀的编年体史书。《后汉书》由于被列入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之中,因此大受人们的重视而《后汉纪》的史学价值却往往受到忽视。我们应深入对《后汉纪》的研究,以使其史学价值得以正确的认识和利用。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字彦伯,小字虎。约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 年)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享年49岁。祖籍阳夏(今河南太康), 是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在东汉以前,我国古代史学著作的两大体裁即编年体与纪传体,都已趋成熟。特别是纪传体的编撰形式,经司马迁开创,班固发扬,在体例和编篡方法上皆臻完备,由学者提倡,已蔚然成风。然而编年史的体裁,由于缺乏佳作,却陷于沉寂。但是,做为史学著作的两大体裁,编年体与纪传体二者在史料的容量、编裁、处理,以及史学的效果和功能上来说,是各有千秋,难较轩轻的。东汉末年,荀悦受汉献帝之命,用编年史的体裁改编班固的《汉书》,编成《汉纪》三十卷。苟悦有卓越的史识和史才,故改编成功,大受人们赞赏,一度遭冷落的编年史体裁,再度受到人们的喜爱。袁宏十分推崇左丘明、荀悦,认为《左传》,《汉纪》的成就很高,“丘明之作,广大悉备”;“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①因此,他选择编年史的体裁来编撰东汉史,不是偶然的。
    袁宏有良史之才,他的严谨史观和优美文笔,使《后汉纪》一书取得了很高的史学成就袁纪一出,就大行于世,等到稍后范晔的《后汉书》问世,以前的诸家后汉史书就逐渐淹没失传了。袁宏的《后汉纪》与范晔的《后汉书》是经过历史选择而保存下来的仅有的两本东汉史专著,可以合谓之东汉史著作中的双璧。连一向出言刻薄的刘知几也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②
    《后汉纪》的编写特色,具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态度严谨。袁宏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史称“一时文宗”③颇受当时文人所推崇。虽处在当时靡丽文风的影响下,但他并没有用文学的浪漫主义来处理史学创作,而是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风格和历史观点,严谨地对待历史和写作历史。他说:“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④,认为历史著作的价值和功能,是要使人们了解历史,和从历史中获取效益因此,他十分重视史事的准确性和著作的严肃性。写作非常谨慎。自言:“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快踌躇,操笔怅然者也⑤。他对史事的考定和文笔的推敲一丝不苟,二十一万二千余字的《后汉纪》,写作八年,焦神极虑,费尽了心血。但他并不满足,即使在书稿完工,广泛流传后,当他看到张璠的《后汉纪》,觉得张璠书的汉末部分写得比较详细,就又参考张璠的汉末记事,补充和重新改写了自己书稿的汉末部分。
    二、取材详实。论史者常将《汉纪》与《后汉纪》相提並论,其实《后汉纪》的成就要高于《汉纪》。《汉纪》取材仅本之于《汉书》况且《汉书》是史学名著,写得很好,荀悦的功夫主要用在改编上。而袁宏取材远比《汉纪》广泛,诸家后汉书的成就,又不堪比于《汉书》,因此史料的考定、编写功夫,大于荀悦,贡献与成就也超过荀悦。据袁宏自己说,他编撰《后汉纪》时,参阅过的书有《东观汉记》、“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⑥汉部分还参考末了张璠《后汉纪》,实际上参考过的书当然还更多,如卷七《光武帝纪》叙郅恽事,卷二十四《灵帝纪》熹平五年叙曹鸾疏,均采自《风俗通》;卷十《明帝纪》释佛教的一段话,肯定参考了当时流行的佛教学说和著作;卷十二《章帝纪》关于儒学的记述,可能参考了《白虎通》,而还有一些重要的史科,则暂时还查不到出处。袁宏的取材是相当广泛的,他几乎网罗了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材科,使《后汉纪》的编写,建立的材料充实的基础上。同时,他也为以后范晔编写《后汉书》提供了良好的的基础,使得范晔几乎全部吸取了他的精华。我们将《后汉书》与《后汉纪》参互校读,不仅《后汉书》的大部分纪事与《后汉纪》相同,而且许多语言都大段的来自《后汉纪》,《后汉书》之所以能在史坛上光采夺目,其原因之一,就是得力、借助于《后汉纪》。
    三、详略相宜。史学家在处理史料,进行史学著作的编写时,遇到的基本问题,也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理重大事件与一般性事件、重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问题,如果详略不分,重大事件与一般事件没有区别;重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平分秋色,就表现不出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说明不了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袁宏在《后汉纪》的编撰中十分注意这一点,如在全书结构的比例分配上,全书三十卷,为了突出叙述东汉初年的历史,光武帝刘秀纪占了八卷,篇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此外每帝纪基本是两卷,汉末记事用了五卷,“党锢之祸”、外戚与官臣的斗争,都用了较多的笔墨,详细记述了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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