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汉纪》的最大一个特色，大概要属它的史论。当然，特点也不一定是优点，需要做具体分析。
    袁宏的史论，不是写在卷末，也不是每卷都有，而是遇事有感而发，属夹叙夹议的形式多则每卷三、四条，少则一条，有些卷则无。集合全书史论有近五十条，一万多字，与一般史书比起来，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史学批评家刘知几曾给《后汉纪》的史论以否定性的评价。他说：“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玉邑无当，曾何足云！”（20）这种评价，未免有些刻薄。袁宏的史论写作是比较随意并不一定针对重大事件，而是有感就写。有片言只语，亦有长篇大论，因为其不是为御览而写，所以能真实地反映他的思想。
    袁宏的史论内容很丰富，但贯穿始终的，是其名教思想。所谓名教，就是一种讲名分的封建政治伦理原则。袁宏认为史学作品的重要作用，就是要通过历史著作向人们进行这种封建政治伦理教育，即“笃名教”。他的大部分议论，都是从这种名教原则出发，来分析和评价史实。他认为名教的作用很大，“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名教大定而不死”。（21）在他看来，名教是一种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名教之中，又以君臣之道为最高，所以袁宏的史论，又着重以维护君臣之道而展开，他说：“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为臣之道，就是要忠君。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批评了光武帝刘秀叛卖农民政权的行为，“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手一人，爵爷班手天下，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乡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己立，号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22）
    他批评曹丕伐汉，“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虽官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到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固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23）他这种反复强调名分、强调君臣之道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作为桓温的记室、和作为统治集团的成员，袁宏对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阴谋和斗争了如指掌，这种议论，是做为他对桓温之类的鉴戒而发生的。
    袁宏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主宰人生寿夭祸富的是“命”，在功臣寇氏之灭论中，他说：“寇荣之心良可衰矣，然终至灭之者岂非命也哉。”对于“命”一要顺，二要信。“顺之与信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极也，夫向之则吉，背之则凶”（24）。但袁宏又反对谶纬迷信，在一定方面，主张重视人物的能动性。在批评光武帝以谶任大臣论中，他说：“若夫谶记不经之言，奇怪妄异之事，非圣人之道”。（25）这种既反对谶纬，又信天命的议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个矛盾，说明他既看到了人事的作用，又对人们的命运兴衰难以理解。
    在袁宏的史论中，还有一些政治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如他认为立君之道，不是为了让君主个人幸福，而是为人们全体的幸福，“夫以天下之大，群生之众，举一贤而加于民上岂以资其私宠，养其厚大？将开物成务，正其性命，经纶会通，济其所欲”。为君之道，当天下为公，任人唯贤，“夫帝王之道，莫大于举贤”，（26）“人君者必量材以授官，参善恶以毁誉，课功过以赏罚者也”。（27）他批评母后临朝，外戚专权。非古也！……母后临朝必舅氏专权”。（28）在外戚邓氏之必论中，他评说：“贵盛之极，倾复之所由也，外戚则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操大权于天下，万物之所恶也……夫凭宠作威以取倾复，理用筹矣。”（29）
    他还在一些论中反对皇帝奢侈；主张百家並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都是比较有进步意义的。在刑罚思想中，他主张德刑並用，而以德教为先，反对滥刑、酷刑，继承了儒家的一些传统思想。
    但有一些议论，也确实受到一些玄学之风的影响。显得有些空、大，如论封禅，论曹丕代汉，论刑罚、论君王之道，都要先饰之一般玄言，然后才进入正题。当然，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研究，也许可以发掘些资料，但从政论的角度来看，则多显累赘。
    袁宏还有一些政治思想，则显得有些幼稚，如主张分封制，反对郡县制，贬低班超西域之功的影响等等，都是需要批评的。
    总之，《后汉记》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它与《后汉书》各有千秋，都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在史学史上它有与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范晔的《后汉书》齐名的声誉，宋人王{K1AA02.jpg}曾感慨地说：“书读荀、袁之纪，如未赏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赏有荀、袁之纪也”。（30）但是，目前人们对《后汉纪》史学价值的认识，以及对其史料的利用和研究，都远远落后于《后汉书》，我们应加强对《后汉纪》的研究，尽快的扭转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