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十九年四月，刘秀曾颁布过一道大赦诏，《后汉书·光武纪》记曰“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后汉纪》建武二十九年记曰：“诏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减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书”。多出“不孝不道不在此书”一句，说明这次大赦是有条件的。
    再如《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记：“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四姓小侯指什么人？《后汉书》未言，而《后汉纪》有明确记载：“永平中崇尚儒术，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曰四小侯，置《五经师》。”（15）
    “党锢之祸”是东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汉纪》用了较多的笔墨，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的过程。如灵帝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论开党禁疏，是一篇研究党人与宦官斗争的重要资料，《后汉书·党锢传》仅言：“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非常抽象。《后汉纪》则详细记载说：鸾“讼党人曰：‘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泥涂。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突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有司奏，槛东征鸾弃市。”（16）
    象这种袁纪与范书都有，而以袁纪记载较详的史科，估计不下百余处。
    三、可以与《后汉书》互勘、互证，剔错纠缪。
    《后汉书》在编采《后汉纪》中，以及两书在流传、转抄，刻板印行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错简、漏简、讹夺等现象，把两书放在一起相互比勘，可以剔错纠缪，互资援证，保持史料的准确性。以《后汉纪》来校《后汉书》，甄明史料的工作，从宋儒到清代的朴学大师，都有人做过，兹列举数条：
    《后汉书·光武帝纪》：王邑曰：“……钲鼓之声闻数百里”。《后汉纪》作：“数十里”。《通鉴》从《后汉纪》，当以“十”为是。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一年：“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西城传》作“十八国”，《后汉纪》作“鄯善王安、莎东王贤等十六国”。当以“十六国”为是。
    《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四年三月：“太尉闻人袭免，太仆李咸为太尉。”《后汉纪》作：“建宁四年三月，太尉刘宠，司空乔立以突异策罢”。两书相差甚远，必有一书错简。清人惠栋考辩曰：“案蔡质《汉官典质仪》载，建宁四年七月立宋皇后仪称，太尉袭使持节奉玺绶。袭于三月罢，不应七月尚与立后之事”。何焯亦云：“蔡氏所载是诏书，不应有误，当是本纪所书拜罢未审也”。王先谦亦首肯惠，何之说。（17）
    《后汉书、王郎传》：“会人间传赤眉将渡何，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立刘子舆以观众心”。《后汉纪》作：“赤眉将至，立刘子舆以动众心”。王先谦《集解》引黄山《校补》曰：“〈袁纪〉‘当’下有‘至’字”。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据此在‘当’下非‘至’字。
    当然，既可以用《后汉纪》来校《后汉书》的错误，也可以用《后汉书》来校《后汉纪》的错误，我们这里侧重点是谈《后汉纪》的价值，故而暂不谈《后汉书》的校勘价值。
    四、保存了一些与《后汉书》不同的史料。
    如刘盆子及其兄刘恭参加农民军的经历，《后汉纪》详于《后汉书》，并有不同之处。《后汉书》作：“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筹降更始，即封为式侯。”（18）言刘盆子与刘恭先参加赤眉军，后又降于更始帝刘玄。而《后汉纪》则曰：“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时废为家人，更始过式，略盆子与二兄恭茂，俱在军中，更始之诣洛阳，恭随见南宫，恭前顿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汉复兴，圣主在堂，不胜欢喜，愿上寿。……更始悦之，即封为式侯”（19）言刘盆子与刘恭一开始就是参加刘玄的军队，没有在赤眉军中的经历，孰是孰非？尚待考辩。
    再如黄巾起军马元义之死时间，袁纪与范书也不相同。《后汉书、皇甫嵩传》言“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东裂元义于洛阳。……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曰唐周告密，马元义被杀，促使张角军提前起义。而《后汉纪》则记马元义被杀时间于张角起义后。《后汉纪》中平元年，称张角等“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时俱发，角弟子济阴人唐客上书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敕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举兵。……五月乙卯黄巾马元义等于京都谋反，皆伏诛”。
    象这种历史事件，及时间、人名、地名、官名、爵号两者记载不同的，有很多处，究竟谁对谁错，需要做细心考辩。
    《后汉纪》虽然是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但它和《后汉书》一样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它和许多编年体著作一样，制度记载不够详细，一代变革或缺略不记，如光武帝多次释放奴婢诏书，建武元年罢郡国都尉、十八年改州牧为刺史，和帝永元十四年复郡国上计补郎官，以及丁鸿规定郡国选举名额疏等，皆付阙如。其次，某些地方行文，史料欠精审。如称光武帝刘秀，一卷处称世祖，二卷称公，三卷又称上；书中多次出现本书曰、本志曰、华峤曰等，带有原著剖裂之痕。再次，由于缺乏整理，转抄、刻行文字讹夺、错简，漏简处未得勘正。如《后汉纪》卷二十三：“勃海王悝遂自杀。（下残）乃自称越王，攻破郡县。”《后汉书》作：“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据此，残文应补“会稽人许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为了发掘《后汉纪》的史学价值，校点，及整理工作，丞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