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语言生动。袁宏以文章精美著称于世，他在严谨的史学态度指导下，用生动的笔调来记述史实和描绘人物，使《后汉纪》增辉不少。如写班超经营西域，把班超的大智大勇描绘得维妙维肖，写耿恭坚守疏勒，煮铠弩而食，……孤军于敌重围中经年而屹立英雄豪气，爱国旰胆，催人泪下。在处理文学笔调与史事的关系中，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中，他在不脱离史实的基础上，也使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既写活了人物又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如写外戚谋冀专权，说“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台阁机事先以闻冀乃得奏”⑦。使梁冀跋扈，专权的形象跃然纸上，并不使人感到夸张，又如写袁绍好士，“绍好士著名，宾客辐凑，绍折节下之，不择贤愚，……故天下好事之人，争赴其门，辎軿柴车常有千两。⑧较之范晔《后汉书·袁绍传》的描写更为生动。再如写清议之风的兴起，曰：“是时，大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论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写得生动活泼，增添了引人入胜的趣味。对于《后汉纪》的文笔特色，明人黄姬水曾有评论说：“两汉纪者，品拟其文，並为嘉藻。荀则典丽婉通，缅嗣西京之绝响；袁则浑深尔雅，一湔江左之靡风，诚艺林之岷玉，史学之图龠矣”。⑩给袁宏以很高的评价。
    在编写体制上，袁宏发挥了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清楚地条理出了东汉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和各人、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使人能从宏观上，总体上把握东汉史。同时，袁宏又不拘一格，吸收了纪传体编写同类人物集传的长处，在以年月系事的同时叙人，叙人又照顾到分类。如《光武帝纪》在记述东汉初的开国战争，重大事件的同时，“以事叙人，记载了东汉初年名臣将相数十人事迹。这种编写体例的成败得失经验确实值得总结，袁宏自己对这种方法是肯定的，他说：“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趋舍，各以类书”可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静心而论，这种体例的利弊兼而有之，它的长处是说清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便于查考同类事件、人物的源流、特点、一般规律；不足之处是不系人物生卒年日，使人易把同类人物误作同时人物对待，产生差错。
    二
    《后汉纪》作为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是治汉史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重视纪传体，轻视编年体，加之缺乏对《后汉纪》的整理与研究，使得《后汉纪》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所完全认识，地位远在范晔《后汉书》之下，这是不公正的。范晔的《后汉书》之所以能够取得较高的史学成就，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吸收了《后汉纪》的精华《后汉纪》中写得好的一些段落，人物事迹，几乎全部被范晔编入了《后汉书》。如《后汉书·班彪传》、《班超传》等一些传记，全部采自《后汉纪》，有些地方文句原封未动，有些地方只是略作变通。因此，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后汉纪》与《后汉书》内容完全相同，而《后汉书》由于容量大，资料丰富，就显得《后汉纪》的参考价值不大。其实并非如此。《后汉纪》是《后汉书》的重要取材，但不是唯一取材，而《后汉书》对《后汉纪》的吸收也并不是一网打尽，余漏无遗。由于编年和纪传是体裁不同的两大史著形式，各自的侧重点特长不同，虽然经过吸收、编裁，但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此简彼繁，此短彼长处也比比皆是，从各自的史学地位和作用来讲，《后汉书》代替不了《后汉纪》，而《后汉纪》也代替不了《后汉书》。从史料价值来说，袁纪与范书相比，有以下特点：
    一、保存了一些《后汉书》所没有的史料。如刘秀迷信谶语，以任命高级官员，遭到众将反对的事；《后汉书》就没有编采，而《后汉纪》有详细记载。这就为我们研究东汉初年的谶纬迷信之风，研究东汉初年的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光武帝纪》载写援“保亢吾以西疏”，也是《后汉书》所没有的。记载了汉代西部边塞的制度，反映了西部民族的关系。
    《明帝纪》所记遣使天竺，求佛的史料，总是一篇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著名记录，其中记载说：“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练精神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有经数千万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在这里，袁宏以其渊博的学识，解释了一些佛学主要概念，介绍了佛教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等主要教义，记载了明帝迎佛，佛教在王公贵族中的流传等许多重要情况，是我们研究佛教史的宝贵资科。
    上述这些都是《后汉书》所未采的重要史料，另外还有很多疏、诏等重要材料，兹不赘述。
    二、保存了一些《后汉书》虽有，但记载不详的史料。如记载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及农民政治的史料。《后汉书》记农民政权内部矛盾，叙李轶、朱鲔专权，仅言“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11）《后汉纪》则曰：“李轶等擅命于外，所置牧守交错州郡，不知所从，强者为右。”（12）
    又如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刘秀曾发动一场大规模捕杀王侯宾客的事件。《后汉书·光武帝纪》记曰：“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对这一事件的原因记载不详，使人对这场事变为何发生感到模糊，甚至会与郭后之死联系起来。其实，这与郭后之死无任何联系，原因是诸王侯多结交宾客，寿光侯刘悝操纵宾客杀人引起的。《后汉记》建武二十八年记曰：
    “是时禁网疏阔，王侯贵人多通宾客，寿光侯刘悝（13），更始少子也，得幸于沛王辅，悝怨盆子杀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狱三月，由是捕诸王宾客，死者千余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