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对许多正反面人物性格刻画得很成功。写春秋五霸人物，就各具特色。如写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这个人物就用了不少的笔墨。在《秦晋韩之战》、《烛之武退秦师》和《秦晋殽之战》等篇对，中秦穆公进行了集中的描写。秦穆公为人极为奸诈和虚伪，从韩之战的记述中，充分反映出他的为人特点。韩之战的起因，本来是由于晋惠公食言背赂，而使秦穆公怀恨在心，但他又怕为此发动战争，会受到列国诸侯的舆论谴责，故一直忍耐等待时机。最后终于因晋惠公闭籴不救秦灭，秦穆公找到了兴师的理由，激怒了国人，发兵伐晋，足见他的用心之深。而在《烛之武退秦师》中，《左传》作者又写秦穆公为了个人的目的，单独和郑国媾和，破坏了秦、晋的联盟，造成后来秦、晋多次战争的恶果。在《秦晋殽之战》中，《左传》作者对秦穆公虽着笔不多，可是却把他的为人特点勾画出来。他本来是一个老于用兵的人，为了争夺霸权，曾多次发动战争。但是，由于他的贪婪、虚伪，反复无常，利令智昏，不听蹇叔的劝谏，竞“劳师以袭远”，在战略上失策，结果秦军招致失败，遭受巨大的牺牲。然而，文章也写出了秦穆公能悔过自责，肯担负失败的责任，照旧信任孟明等三将。又如对宋襄公的描写，他是有其名无其实的春秋五霸之一。《左传》作者在《宋楚泓之战》中，集中地描绘了宋襄公。首先写宋襄公对宋、楚双方的实力既缺乏正确的估计、又不肯采纳公孙固的正确建议，因而未能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正确的战略防御原则；其次写他不肯在敌人渡河之际和敌人没有摆好阵势之前进攻，死抱住“古代作战，不许乘人之危”等腐朽教条，不听公孙固劝告，一误再误，错过了击溃敌人一切有利时机；再次通过宋襄公自己的话：“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写出了他的迂腐可笑。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斥责了宋襄公“蠹猪式的仁义道德”。在这篇文章中，宋襄公的对话、愚蠢无能、刚愎自用、假仁假义的为人，很真实很生动地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宋襄公这样腐朽的主张和行动，称之为“宋襄公之仁”。《左传》共描写了数百余个大小人物，作者对每个人物都给以褒贬，因而描绘出许许多多正反两方面的人物。
    《左传》中描写战争的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涉及战争的文字几乎比比皆是，这也是《左传》最大的特点。我国很早就有人把《左传》称为“相所书”。根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就有483次；从鲁隐公元年至僖公23年，共85年间，中原诸侯与戌、狄发生战争，就有20余次（见范文澜《中国历史简编》第一册）。《左传》作者不仅在书中大量地记述战争事件，并且也最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善于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敌对双方的特点，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写战争事件时既注意描写各种人物的动态，又穿插一些有趣的情节。对《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一些大战役的写法都不相同，各有侧重，都写得条理井然，有声有色。对战前的准备，战斗过程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的总结等，均详细叙写。《左传》写战役，不只是写战场，而且写战争的思想，把战争和政治、外交联系起来，注意战略思想的记载和战略思想对战争的指导意义。写战争过程也很生动，引人入胜，可见《左传》作者是懂军事的。这样写战争是中国文学史上很宝贵的传统，为后来《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写大战役提供了样板。近代一些研究军事史的人都十分重视《左传》。据不完全统计，《孙子十一家注》中，有一百余条注释，引用了《左传》所记述的战例。清代李元春《左传兵法》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如果说与《左氏》同时代的军事名著《孙子》，是从理论上总结当时和以前的觉争经验，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那么《左传》中所记述的战争，特别是几次大战役的记载，则是古代军事思想实际的、形象的演示和验证。可以说《左传》是用形象说话，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与《孙子》同样的军事思想水平。因而自汉以来，许多有名的军事家、战将都喜好读《左传》。三国孙权把《左传》看成与《孙子》同样的将帅必读的兵书，号称杜武库的杜预为《左传》作注，宋代岳飞喜好《左氏传》和《孙吴兵法》。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左传》中有用兵之谋，起兵书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也曾引用《左传》所记述的战例，阐述他的军事思想。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引证过《左传》。
    《左传》作者善于用简括的语言，把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写得有条有理、头绪清晰，有繁有简，详略适宜；更善于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细致动作和内心活动，通过环境和细节的描写，塑造出形象，突出了性格，使人物声、色并茂，跃然纸上。《左传》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独具匠心，不仅文辞简炼含蓄和有文采，而且引用了歌谣和人民群众的口语。这些都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左传》善于描写“行人（使者）”的能言善辩。特别是弱小国家的行人，在人强我弱的形势下，能讲出有礼貌、有道理有分量、委婉而能折服对方的话。如僖公15年《秦晋韩之战》中，晋国吕甥同秦穆公谈判时的对话，写得很精彩，可以说是一段生动、巧妙的外交辞令。吕甥的话是文情并茂，抓住矛盾，抓住对方心理，有煽动，有诱导，既严正又委婉，真是句句话都有力地击中了秦穆公的心怀，使秦穆公不得不同意释放晋惠公。又如僖公4年《齐伐楚盟于召陵》，写楚国使臣屈完时，着眼点放在刻画他的义正辞严、善于应对的外交语言上。屈完那种忽而逊顺，忽而诙谐，忽而严厉的言辞，写得极为生动。最后屈完说服了齐桓公，订了和约。这是一篇记述巧妙外交辞会的范例。总之，《左传》行文灵活不板，奇而不失真，语言多妙变，值得揣摩与借鉴。清人章学诚对《左传》的运笔研究与领会极深。他在《章氏遗书》中说：“叙事之文其变无穷……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叙者，断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以叙者，夹议论而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叙作断。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合两，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叙倒叙，回环叙，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备于《左氏》，”章氏之言，既是论述《左传》记述之法，又是评论《左传》运用语言之方。《左传》在语言叙事方面，真是笔走龙蛇，变化万千。
    《左传》形成了我国进步的史学传统：忠于史实，对人物和事件有分析评价，行文中有作者的态度。《左传》标志着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对后世影响极大。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说：《左传》“在历史散文的地位上，是成为上承《尚书》、《春秋》，而下开《国策》、《史记》的重要桥梁，而是战国时代无可否认的最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
    《左传》虽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和有成就的散文著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它毕竟是二千四百余年以前的著作，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由于《左传》作者的唯心主义史观，所以他把历史的创造、社会的发展，归之于帝王将相，归之于天命，相信预言和占卜，迷信鬼神和梦呓。作者虽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歌颂也有批判，正象《史记·鲁周公世家》的《索引述赞》中所说：“丘明执简，褒贬备书”。可是，他所依据的是非标准，基本上是属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他所维护的也还是当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他所肯定的还是当时“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这些都是我们阅读《左传》时，必须注意分析、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