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未来的担忧，仅从工业都市化“社会问题”的争论就能体现出来。在20年代，德意志人口的70%已成为城市居民，总人口的近一半都已生活在大城市里。因此，这个时期的生活感受是由都市化发起的挑战引发的。都市化、大都会化是靠摆脱乡间邻里关系和传统道德联系来发展的，它中介着都市化的多重功能、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但与此同时，对大城市的种种批评本身也在增长，它们控诉着城市在征服乡村土地的过程中，对传统道德与生活条件的破坏，对人类生存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破坏；控诉着城市中个体的无根性和孤独化，丧失个性化和异化，社会冷漠以及大量的生活公式化；控诉着城市把“人性”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将它关进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的国家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尤其当人们将种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与魏玛德国具有特点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的时候，其严重性自然更加显眼。
    尽管战败后的德国得交付沉重的战争赔款，并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尽管它贫穷、惊恐、前程黯淡，然而它的首都“大柏林市”，这个已拥有430万人口，规模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都市， 却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娱乐城”。欧洲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跳舞狂潮蔓延开来，人们踏着新时代精神的节拍思考着性行为上的实践。裸体舞、脱衣剧和淫书淫画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好奇者，内容低级的“性文学”读物充斥市场，《自由相爱》、《丈夫暂时出家门的妻子》、《没有男人的女人》等五花八门的消遣性杂志获得了巨大成功，什么《闺阁过夜》、什么《姑娘交易》、什么《女人与皮鞭》、什么《性生活指南》，转眼间便一售而空。电影、文学、流行音乐公开宣传的是风流韵事、罗曼蒂克式的恋情、婚姻关系的破裂，而“试婚”的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性浪潮此起彼伏，妓女成了文学、电影中的主角，与此同时，毒品生意兴隆，性病泛滥成灾，青年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整个社会浸透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气氛，所有这些都完全脱离了德意志传统文化的轨道。正是这种伤风败俗、腐朽没落的现象，使“大柏林市”在整个20年代取代巴黎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同时，也一直“荣获”了“最腐败城市”的称号（注：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当人们回顾战前的威廉德国--那个世界上最为强大、治理得最好、也最为道德的“正派国家”--的时候，当人们将这种种传统崩溃、道德没落的现象与战败后在德国风行无羁的“美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切“有教养的人”无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随着生活脉搏的跳动频率越来越高，打有“美国式风格”烙印的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生活也越来越广泛。德意志人战前那种稳健、内向的性格已完全消失。报纸上的大标题中，“高速度”之类的口号时有所见，新技术的引进已与“性急的、马不停蹄的20年代”联系在一起，与时代的快节奏联系在一起，它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所有不熟悉感、不稳定感和无安全感都与“美国主义”的喧嚣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国不仅是一个战争胜利国，同时也是一个缺乏历史传统和文化象征的国家，因而在一贯崇尚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德意志学者心中，“美国主义”引起的陌生感与恐惧感也就特别强烈。对这种“美国式风格”会导致技术专制、最后导致全面毁灭的担忧，无疑能激起德国敏感的文化知识界强烈的批评。
    “美国主义”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理性化，首先受到了自由主义--新教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批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受到了现代主义面貌的吸引，而且从表达形式上讲也属于先锋派阵营。著名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那首《700 位知识分子对一个油箱的崇拜》的讽刺诗中，控诉了在技术实用性要求冲击下人的本性、个性、文化和感情的丧失：“把我们塑造成集体的，这就从我们中毁灭了自我！在你的面前，什么感情都没有了。我们听到的是，将我们从精神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以电子化的名义，以理性和统计的名义！”（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第185页。）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这种对现代化的批评一直就是德意志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潮流。从本质上讲，它仍然以现代主义为基础，也是批评式地接受现代化矛盾的现实和成问题的未来的。它力图将现代主义与传统联系起来，防止现代化的过速发展，自然也希望能够缓慢地削弱自身与宗教传统的联系。它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早就看到了西方国家理性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阴暗面，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最后的人们’来说，这种文化发展使这句话变成了真理：‘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受者’。这种虚无主义的想象已登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本质阶段，它使‘老的众神’失去了魅力。这个‘失去魅力的世界’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理性化的主要结果，因此，必须号召人们去进行一场现代意识形态的战争。”（注：马克斯·韦伯：《科学原理论文集》（Max Weber,Aufs
    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蒂宾根1982年版，第605页。）
    这种对现代化展开的进步主义文化批评，并不是由于落后性和对传统的特别依恋，而是由于一种有意识的对现代化发展倾向的理解才导致的。可以这样说，恰恰因为自从19世纪末以来，现代化逐步摆脱了威廉时代的传统装饰物，才使得这种进步主义文化批评在德国成为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可忽视这一点：种种对现代化的批评，既是针对现代性，又往往是使用了传统主义对现代化批评的暗喻的，这就使得人们很少去、也很难去将这种来自进步立场的现代主义、甚至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特点的文化批评，与那种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区别开来。
    例如，在“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斗争中，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阵营的文学家戈特弗里德·本，发出了几乎与进步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同样的声音：“自1918年以来，几乎整个德意志文学艺术界都是用速度、爵士音乐、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等口号来工作的，在其中强调的不外乎是对所有灵魂问题的拒绝。我坚决反对这种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与欧洲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历史不相适合的。”（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