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这种社会地位上的降低和孤苦，但学者们仍然坚持自己是这个民族“思想精英”的意识，并比任何人都更为坚决地拒绝对早已发生的社会变化采取适应态度。这种“学者的清高”--没有这种清高，他就不是学者！--阻止着他们与工业界的联系，例如在“有钱人”那里谋求一个“商务顾问”的头衔。工业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尽管动摇了学者们的优越意识，但也恰恰因此使这种“学者的清高”硬化成一种顽固的拒绝态度，这种态度自然要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东西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产业工人阶级政治分量的加强，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已成为这个议会制共和国中重要的参政力量，从而也使学者阶层在一种受威胁感中激起了“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情绪。由于工业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阶级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也由于这两个现代阶级政治分量的提高是以学者阶层地位和威望的下降为代价的，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工业化社会普遍的不适应性、无安全感与失望。
    知识界倾向不同的派别，对这场粗暴的现代化进程反应是不一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即知识界中的现代主义者们，他们的文化反映受着一种冲动的驱使，这种冲动就是试图恢复启蒙运动的一个期望：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重新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甚至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克服异化”。这条路线先是由马克斯·韦伯、继而由托马斯·曼等人为代表的。
    但是，这条路线又极易被另一种文化批评路线所掩盖，因为这种不适应性本身更易养育起一种反现代主义的愤慨。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愤慨能因每一场危机而变得更加激烈，因而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那种自由而激烈的知识界气氛中，恰恰强化了一种来自知识界右翼“新保守主义”近乎歇斯底里的发展。这种“新保守主义”带着鲜明的反现代主义色彩，成为了反资本主义、反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最为具体的文化表达形式。在这方面打头阵的也自然是人文学者中的右翼保守集团。这个集团的反现代主义矛头首先针对工业化和它的后果，在“金色的20年代”，也同样以“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文化批评形式表达出来。它不仅淹没了知识界左翼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进步光芒，而且也利用知识界左翼提供的大量证明，壮大了“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运动的声威。
    三、“文化悲观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革命”
    现实困境所造成的压力，以及整个学者阶层困境的一致性，使得人们从文化观点上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两种立场不同的批评运动了。从政治上讲，这种压力与一致性，为无论是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运动，还是右翼保守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运动，都赢得了一种不与共和国相认同的特点。
    自从1928年魏玛经济开始再度滑入危机轨道以来，这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既抛弃了旧帝国，又对共和国悲观失望，而且也不再相信这个社会还能出现什么奇迹和希望，才在政治上被定义为文化知识界“左翼”的。无论是文化中的表现主义者，还是新客观主义者，都自称是一批“对这个社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的人”。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染上了强烈的“文化悲观主义”色彩。左翼文学家埃里希·克斯特勒这样写道：“我们正在死亡，因为我们所有方面的精神都已经停止，我们想改变，但我们并不想改变我们自己。血液已被毒化……我们打算在地球表面的每一个角落都覆盖一层膏药，但是，你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已被毒化了的血液吗？你不能。病人终有一天要崩溃，带着从头到脚的膏药一起崩溃！”（注：戈尔登·A.《德意志史，1866-1945》，第423页。）正是由于他们普遍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可挽救， 因此，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与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着距离。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下的任何作品，恰恰能为纳粹运动所利用。
    “新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则是一批不仅抛弃了旧帝国和共和国，而且将未来的理想投影到过了时的“前现代化”社会形式中去的人。具有特点的是，他们都呼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因为他们都认为，社会变化的极端性，只有用更极端的彻底解决方案才能对付得了。他们与左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往往怀有一场“革命的梦想”，并不停地宣传：“这场革命将粉碎所有的制度，改变所有的价值观，产生一个具有无以伦比的力量和思想统一的新帝国！”（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第425页。）
    事实上，这场“新保守主义革命”仅仅停留在“沙龙”、“俱乐部”的坐而论道和著书立说上。这些言论与作品，尽管运用了极高的伦理腔调，却迅速滑入了反理性主义的轨道。他们信奉的那条传统主义路线，例如，对《凡尔赛条约》的拒绝，对民主共和国的仇恨，《沥青文学》的喧嚣，对“新帝国共同体”的幻想，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德意志的世界使命意识”，“专制独裁的社会改造”，从思想纲领上讲都对准了“前现代化”样板。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讲，这些人大多极为轻视“不学无术、没有教养、野蛮的”纳粹主义者和希特勒，从不参加纳粹党及其运动，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大多成为了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迫害的对象。但从意识形态上讲，他们保守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又与纳粹主义激进的反现代主义文化政治发展有着某种联系。由于他们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特别由于他们的作品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使得他们实际上为纳粹夺权做了大量工作。
    这个保守阵营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唯心主义哲学家阿尔图尔·摩尔勒·范·登·布鲁克、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还有那位由保守向激进作急转弯的青年文学家恩斯特·荣格尔。这些“文化悲观论者”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没有灵魂的、丑恶的纯商业资本主义”，都相信“这个由民主、自由虚弱无力的哲学统治的社会正在败落，并最终要灭亡”，并号召“造就一个英雄的民族，把德国从这种迫在眉睫的局势中拯救出来”！布鲁克这样写道：“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强调的只是伪善的理性而毁灭了人类英雄的精神，用自由的名义造就了无拘无束和道德败坏，以进步的名义培养了守财奴和奢侈浪费。它伪造着生活的本质，阻碍了本能的发展，破坏了民族的道德结构，促使民族崩溃”。因此，他号召人们“重新鼓舞起抵抗的意志”，“重新返回到古老、单纯、质朴、荣誉、勇气的普鲁士品质上来”（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Klemens von Klempere,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