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也是一位最有影响的“背后捅刀子理论”的宣传家，这种理论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因于国内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的破坏阴谋，并在1925年就通过他那部轰动性的著作《第三帝国》，预报过一个“新帝国”的来临。尽管这部著作充满文学幻想、漫天许诺与可怕的预感，在批判现存制度上振振有词，但他所设计的那个“新帝国”，仍然只是贯彻“前现代化”传统专制的一种翻版，作为政治纲领一点用处也没有，希特勒之流也从来没有请教过他。
    斯本格勒则是通过他于1923年正式出版的那部名著《西方的没落》而名声大噪的。这部著作对现代化负面效应展开了全面批判，也一直成为一部在世界上引起最激烈争论、引起最多误解的历史理论著作（注：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Oswald Spengler,
    D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慕尼黑1988年版，再版介绍第1页。）。在这部充满“文化悲观主义”气味的著作中，他认为“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仅仅证明胜利者也真正地失败了，因为所有西方文化成员国家都同时衰败了”。但在认识了布鲁克后，他发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怀疑：“在经历了这个普遍衰败的时代后，难道德国就不再能以一个生机勃勃新大国的面貌重新出现了吗？”因此，在布鲁克的引荐下，他加入了“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六月俱乐部”。1924年，由这个反共的“俱乐部”组织的一次对青年听众的演说中，他这样讲道：“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非洲的阴影正笼罩着欧洲，但我相信，在前面的艰难岁月中，强有力的人物将会出现，他们肯定需要他们所能依靠的人，他们需要连俾斯麦都没有能找到的一代新人！这个命运是不可改变的！青年们，勇敢地服从于你们的责任吧！”（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第429页。）
    至于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会是谁，连斯本格勒本人也模糊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作为一位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反民主共和国的同时，也是反对、蔑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及其运动的。在他看来，“雅利安人的理论和种族神话是浪漫主义幻想的一部分，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实证论残余的一部分，因而是卑鄙的”（注：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第102页。）。
    斯本格勒的崇拜者、青年文学家恩斯特·荣格尔，却迅速将这种右翼保守的“文化悲观论”推向了“新战争文学”的方向。这位“新战争文学”的急先锋，极力煽动反理智论和虚无主义。在他的作品中，强调的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是冲突的“英雄场面”。在他那部《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的名著中，战争被称之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种暴风雨中的考验，一种真理的象征：“战争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经历，战争是必需的，因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唯有在战争中，在战壕里，战斗并战死，人们才能找到返回他们生命本质和源泉的方式！考虑后的行动只是一种没有男子气的柔弱征兆，内脏是比心灵更为健全的指导者，热情、汗水和鲜血将解决所有的问题！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新人将在我们中间产生！凡没有在弗兰德斯战斗过的人们，你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 第431页。）
    尽管荣格尔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被称之为“向纳粹主义方向作激进转变的反叛者”，但由于他实际上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因而就连纳粹主义者也只将他视为一位“不受欢迎的同盟者”。然而不容质疑的是，后来加入纳粹党的许多青年人，在他们的“美国主义”梦幻破灭之后，都是首先通过荣格尔的小说，才激起了“渴望战斗的情绪”的。
    对此，著名的进步主义文学评论家恩斯特·罗伯特·库齐乌斯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对于我们的德意志人来说，要想从命运和悲剧中寻找精神上的源泉，可真是太容易了。而命运又总是在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和幻灭的人们逃避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而辩解，也总在使他们引以为荣，这不能不是悲剧！”（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第172页。）
    当1929年那场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结束了“美国主义”的神话，并再次动摇了德意志学者阶层的生活安全时，来自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评，已经能够用更高的伦理腔调来反对“都市化社会”的现代主义了。在一种向“前工业化”田园诗景致的全面退却中，这些右翼“文化悲观论者”的所有作品都在企图从历史神话的复兴中，找到一条摆脱20世纪思想-文化危机的出路，因而将“健康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与现代化大城市的“无灵魂性”对立起来，将德意志乡村的“传统美德”与大城市的“罪恶深渊”对立起来。至于纳粹主义者，已经喊出了“用农村来反对大城市！”“实现血与土、农夫与武士的乌托邦理想”（注：约斯特·赫尔曼德：《新帝国的老梦想，民族乌托邦与纳粹主义》（Jost Hermand,Der alte Traum Vom Neuen Reich,V
    lkische Utopi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40页。）的口号。
    在魏玛共和国的文化繁荣中上演的这场“反美国主义”文化批评运动，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在德意志历史上，存在着一条笔直、单一的从尼采到希特勒“毁灭理性”、“敌视进步”的反现代化批评路线。事实上，纳粹主义者在“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名义”掩盖野蛮的所作所为，与马克斯·韦伯、托马斯·曼等人代表的进步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路线并不是一回事，甚至与保守的反现代主义者们的“新保守主义革命”路线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它与后者有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因为纳粹主义，作为激进的反现代主义，并没有采取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哲学，它所采取的恰恰是“积极的、乐观主义的、具有进攻性的战斗精神哲学”，纳粹主义信徒们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信念与必胜把握的基础上的”（注：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第227页。）。但是， 当人们要去谈论德意志“文化悲观主义”、“新保守主义革命”与纳粹运动崛起的关联时，必须注意到：纳粹主义本身是能够从“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的伦理说教中获得足够多的营养的，是能够从愤怒的小资产者对已丧失的特权的依恋中获利的，也是更能从战后一系列危机中不断培植起来的价值丧失感和方向迷失中获得市场的。纳粹运动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并能夺权成功，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最能够将各不相同的种种时代潮流融合成一股愤怒的洪流，并为己所用。
    也就在纳粹运动崛起的大危机关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他沉重的语言，对发生在魏玛德国的文化批评运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在我看来，对于人类这个种属来说决定命运的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或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成功地克服侵略和自杀的驱动力对人们共同生活以及融洽相处所造成的干扰问题。人类已经相当多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担忧了。现在人们所能够盼望的是：两位天神（死神与爱神）中的一位，那位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作出一种努力，以便在与他那位同样也是不死的对手的斗争中伸张自己。但是，谁能预测到斗争的结果和结局呢？”（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第190页。）或许， 弗洛伊德在这里向人类提出了一个超越他那个时代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