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化进程与学者阶层危机
    对这场粗暴的现代化经历作出的种种苦涩、严肃的诊断，本身也反映出德意志学者阶层，特别是它的人文学者，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不适应性、无安全感与失望。要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有必要回顾德意志学者阶层的发展史。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德意志的学者阶层自从它作为一个真实的阶层存在以来，就具有他们自己的道德与风格，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估价和生活引导，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比占有财产的市民要穷得多，但他们是以这个阶层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而自豪的，就仿佛他们是能够被看作与那些有钱人一样属于同一类的。学者阶层与市民，这两个类似的德文组合名词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Theodor 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Volkes ），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100页。）德意志学者阶层的这种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唯心主义哲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上的成就，通过教育在社会上的重大意义，通过在国家管理、大学、教会中那些有威望的职业，通过作为整个市民阶级先锋派和政治代言人的角色来获得的。早在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他们就有过2／3的代表。
    随着1848年革命以及1862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的败落实际上已经开始，从根本上讲，这也是德国工业化和内政发展的结果。
    工业化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大变动，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学者阶层与占有财产的市民之间的一场分裂。占有财产的市民一部分分离出来，并作为工业界的大资产者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部分手工业和工商业中的中间等级成员沉沦到产业工人这个新阶级中去了。整个学者阶层在政治上发挥影响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这是因为，在帝国时代，老容克阶级的权力还在继续伸张，但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连同学者们在其中定调子的绅士政党，已趋瓦解，而社会民主党作为新型的群众政党，已替代了过去自由主义政党的角色。这种政治局面自然是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所不能适应的。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那些将自己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学者们，必须忍受他们在社会功能和威望上受到的损害。随着不断进步的高工业化，对技术型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专家的社会需求变得越来越大，技术-自然科学上的职业、连同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上的职业，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不断赢得了更高威望；而基础理论科学与人文科学则相反，正在越来越多地忍受着“时代贬值之苦”（注：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Karl Dietrich Bracher,Manfred Funke,Hans-Adolf,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 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259页。）。与此同时，另一种靠工资为生， 同样也坐在椅子上从事书写的脑力劳动者队伍--职员阶层，作为“新中间等级”已经形成，并早就在吸引那些大学毕业生了。这个学者阶层已看到了自己明显地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之中。
    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阶层对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就已经开始通过观点不同的各种思潮表达出来，一种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文化悲观主义”的情绪，夹带着无言的愤慨随之发展起来。在威廉时代和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文化悲观主义”和愤慨，尽管也曾通过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得到过短暂的抵消，但却在战争失败的经历中，在“凡尔赛综合症”引起的民族屈辱的情绪中，在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生存基础的崩溃中翻了倍。
    这场通货膨胀于1923年11月曾在人类货币史上达到过1 美元兑换 4.2万亿马克空前绝后的高峰（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 1866-1945》（Gorden Craig,Deutsche Geschichte,1866-1945 ），慕尼黑1989年版，第393页。）。 它扫荡了德意志学者及其家庭多年的积蓄，威胁到整个阶层的社会存在，剥夺了这个阶层在帝国时代还能享受到的养老金、相对的安全感、独立性和闲情逸致，并将这个阶层赶入到对一个职位的谋求、对出售他们作品的事关生存的依赖之中。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尔哈德·许茨痛心疾首地写道：“战前那种‘狂放不羁的文化艺人’已被紧密依赖市场的记者们所取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医生、作家、记者、演员中，干第二职业成为了规律，人们不停地追求着每一种赚钱的可能性。大学教授的闲情逸致，作为每一种精神活动和思想形象的培养基础，再也不存在了。那种能得到老龄生活保障的感觉，一种类似于对付神经病人镇静剂之类的东西，已经消失。这是一种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为生计所迫的情绪压抑着学者们的创造性，那种纯粹为精神服务的思想丧失了。”（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第159页。 ）著名表现主义诗人格奥尔格·凯塞尔为穷困所迫走上盗窃之路，并被判处一年徒刑，这一“事件”成为了魏玛时代整个学者阶层经济贫困化令人痛心的写照！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加速了这个学者阶层的最终没落。作为一个教育的等级，教授们不再拥有以前的团结一致了，因为在应付社会变化方面，技术-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总显得比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更大的实用性和灵活性。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它整个队伍都在发生萎缩，因为所有专业，连同实用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谋求职业上发生了困难。“因此，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