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是一部专门记载吴越地方史地诸事的古籍。全书现存十五卷、一十九篇，主要叙述春秋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主要的史实及传闻，所记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方言和社会习俗，是研究我国古代吴越地区地方史的一部不可缺少的典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篇卷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后作一个初步探讨，不对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最先见诸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首称：“《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①两唐书志亦从其说，《旧唐书》云：“《越绝书》，十六卷，子贡撰”；②《新唐书》称：“子贡《越绝书》，十六卷”。③唐宋以后，许多公私书目均沿用此说，如：《宋史·艺文志》云：“《越绝书》十五卷，原释子贡撰”。④《文渊图书目》、《宝文堂书目》、《世善堂书曰》寺从之，作子贡撰。⑤以上这些书目虽都云《越绝书》的作者为子贡，然均未说明其证据何在，大概是根据《越绝书·外传本事》篇中的一段文字而定的，其文云：“问曰：‘《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也。当此之时，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贤史记，成就其事。问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贤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国之事，不见姓名，小之辞也。或以为子贡所作，当挟四方，不独在吴越。其在吴越，亦当有因矣。此时子贡为鲁使，或至齐、或在吴，其后道事以吴越为喻，国人承述，故直在吴越也。当此之时，有圣人教授六艺，删定五经，七十二子，养徒三千，讲习问于鲁之阙门。《越绝》，小艺之文，固不能布于四方，焉有诵述先圣贤者，所作未足自称，载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但与此同时，这段话后而又接着说道：“一说是子胥所作。夫人情，泰而不作。穷则怨恨，怨怪则作，犹诗人失职，怨恨忧嗟作诗也。子胥怀忠，不忍君见于谗、社稷之倾，绝命危邦，不顾长生，切切争谏，终不见听，忧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之差，抽引本末，明已无过，终不遗力，诚能极智，不足以身当之，嫌求其誉。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为身者也。后人述而悦之，乃作中外篇焉”。这样就引出了伍子胥作《越绝书》的又一说法，一直并行直元代，许多学者都遵从此说。但是，这两种说法仅根据书中的两段文字而立论，理论是很不充足的，首先这两段文字本身就很不明确，因为在书中同时出现了子贡和子胥的两种说法，即是说是本身也未肯定《越绝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其次，就《越绝书》的内容而言，是书杂记吴越两国史事，言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况且是书中还记有子贡言行、子胥见刃诸事，这些显非子贡、子胥二人所能记述的；另外，就文体而言，《越绝书》大部分篇卷文字“辩而奇、博而机，藏知周信，重仇明勇，与《国策》谲权倾捭者异”，⑥不象是出于战国人之手。书中之所以出现子贡、子胥作书的说法，显然是后人假托的缘故，而假托的目的，无非是企图以此抬高是书的可信程度，提高是书的地位罢了。
    正是由于以上诸原因，所以自元以后，许多学者对上面的两种说法都持怀疑态度。南宋陈振孙即认为：“《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姓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耳”。⑦南宋赵希弁则云：“《越绝》谁所作？或疑子贡所作，皆无根据。故曰‘《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作也”。⑧明胡应麟亦称：“《越绝书》或以为子贡所作，又云子胥，皆妄说也。”⑨王鏊也对子贡作《越绝书》也持否定态度，他说：“《越绝书》十五卷，相传以为子贡作，其未然乎。”⑩清人徐时栋则进一步称：“……而书中乃曰子贡作此书，子胥作此书，虽梦中吃语，无是理也。”（11）
    明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学者通过对《越绝书》未篇一段隐文的仔细推敲，在是书作者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推出了关于《越绝书》作者的新说法。这段隐文是这样的：“记陈厥说，略有其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俟告后人。文辞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最先着眼于此段文字研究，并首立新说的是成都杨慎，他认为，“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为会稽地；“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是吴字；“楚相屈原，与之同名”即平字。如此则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以隐语的形式，告诉了《越绝书》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籍贯，即会稽人袁康和吴平。同时他又根据此书卷二《吴地记》中最后一句：“句践徙都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认为袁康和吴平当为东汉初年之人。（12）杨慎的这一发现，为以后学者对《越绝书》作者的研究打开了视野，深得当时以及以后许多学者的赞许。与杨慎同时的便有人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显之。谁谓后世无子云乎？”（13）明嘉靖二十六年，余姚人陈垲在其所刻《越绝书》跋文中也称：“千载隐语，得升庵而后的”。（14）杨慎之后，许多学者通过对这段文字的进一步研究，肯定了杨慎的这一发现，如明田艺蘅便云：“去而得衣，非袁乎？米而覆庚，非康乎？此则姓袁名康也；口丞之以天当为吴，屈原同名当为名，此则姓吴名平也。”（15）明胡诗云：“《越绝》者，为会稽袁康，而润色之者，乃同郡吴平耳。”（16）明焦竑亦云：“去得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是会稽袁康著耳，文辞属定，自于邦贤，言此书非康自作，口承天吴字，与原同名平字，是邑人吴平所共定”。（17）明代许多公私书目也附合此说，《国史经籍志》卷三、《澹生堂书目》卷二等等，都认为此书当为会稽袁康、吴平所作。清代，许多学者也肯定了明人的说法，如卢文弨即云：“此为更始、建武之际会稽袁康所作，又属邑人吴平定之，观其篇中离合姓名而知也。”（18）特别是由于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肯定了杨慎的说法之后，袁康、吴平作《越绝书》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众所周知，东汉人好作隐语，如孔融作《离合诗》时就将其名隐于书中“渔夫屈节，水潜匿方”一句中，魏伯阳亦如此，在他作《周易参同契》一书时，也将其名隐于“委时去害，与鬼为邻，首世一下，遨游人间，陈敷羽融，东而南顷，汤遭厄际，水旱隔并”一语中。但是此说亦有许多疑处，不能完全使人信服。是说单从此段隐语中寻找答案，未免失之轻率。况且既然隐语中已显著作者姓名为袁康、吴平，为何又在书中讲此书为子贡、子胥所作，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另一方面，从是书的辞义上看，全书也不一致，内经诸篇，其文字深奥晦涩难懂，并且所云之事大多为道家、阴阳家五行治国之术；外传诸篇则采取了问答、驳辩的形式，其文字较之内经诸篇通俗可读。故通观全书，其辞义和体例相差如此，显然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同时书中出现了许多矛盾、说法不一的地方，如同是伍子胥，有的地方称为伍胥，而有的地方则称为申胥；关于逢同的记载亦是如此，时而作逢同，时而又作冯同，若同出一人之手，怎么会如此参差不一呢？而此种说法将《越绝书》看作东汉时袁康一人所作，由吴平加工润色而成，显然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