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先谦自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始入史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11朝《东华录》撰成的23年间，除在外供职、丁忧归里和辞官居家共约11年外，有12年在史馆供职。他先后任国史馆编修、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纂修、总校，还任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得见金匮石室秘籍，具备了撰修《东华录》的客观条件。
    他认为《明史·史可法传》述史之“仕明事迹”不详，便览史之“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①。李元度见之，“诵之再”，赞扬他有“班、范才”②。虽难免过誉之嫌，却说明王先谦有一定的修史根底。
    他认为蒋良骐《东华录》虽具条理，但乾隆以后未有人续撰；尽管赵翼《皇朝武功纪盛》、魏源《圣武记》和昭槤《啸亭杂录》于乾隆朝事实多所采摭，但“掇拾舛漏，咸所不免；自非年经月纬，难可寻究。”于是远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义法”，近仿蒋录编年体例，“接蒋氏当日所录，凡登载谕旨，恭辑圣训、方略；编次日月，稽合本纪、实录；制度沿革纂会典，军务奏摺取方略；兼载御制诗文，旁稽大臣列传”，然“不采摭杂书稗记”，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首先成乾隆朝《东华续录》③。他进而抄撮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又扩充蒋录，且注意吸收蒋录有而《实录》无的资料，如史可法复多尔衮企图“合师进讨”李自成之信④；郭琇劾大学士明珠“背公结党、纳贿营私”之疏⑤；郭琇参少詹事高士奇都御史王鸿绪“招摇纳贿”、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之本⑥；许三礼奏刑部尚书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苏州等七“州县俱系徐府房屋田地”之章⑦，等等。这些信件奏疏都是反映清初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派别之争和生产关系的极好文献。光绪八年（1882）三月王先谦虽丁母忧，“归里后刻书尤注意《东华录》”⑧，因此自天命迄道光《东华录》于光绪十年抄成。
    湖北罗田人都御史潘颐福写过69卷《咸丰朝东华录》，共91万多字⑨。坊间将它附刻于王录之后。王氏认为潘录“疏漏滋多，舛戾交牾，读者病之”，因而“事例悉仍前书，间采中兴诸名臣奏议，以补实录、方略之偶佚”，于光绪十八年十月成100卷《咸丰朝东华录》，共228万多字⑩。不久又成100卷《同治朝东华录》。这样，王氏11朝《东华录》终于告竣（11）。
    我认为王录的产生绝非偶然，不能只把它看成是扩充和续补蒋录、潘录之作。应该说它是晚清经世学风影响下出现的皇皇巨制。道光年间，清朝政治败坏，民族灾难深重。这时史家开始注意本朝史实，着手纂修本朝历史和大规模编印本朝史料，“以明国是”，以求实用。魏源私撰《圣武记》开士大夫研究本朝历史掌故的风气。其后，这方面史料长编首推王氏《东华录》，还有仿王录而成的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及敕修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
    须知王先谦任史官期间，“备员词曹，编摩史馆，颇究心当世之务”（12）。统观他这些年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不仅具有封建爱国思想，而且有一定正义感。前者，我已专文论及，至于后者，象他抨击李鸿章把持的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用人之滥，靡费之矩，殊骇听闻，其后亏折殆尽”，“蠹帑病公”，“营私肥橐”等弊端（13），他还疏请慈禧太后停止扩建三海工程（14），检举李莲英的恣意横行（15），他在晚清龌龊的官场，颇具“不欲与流俗为缘”的淡泊之志（16），故能以47岁的壮年辞官归里，虽屡有人邀请，也再不出仕。当“各国之要胁踵至”之际（17），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王氏撰写《东华录》，歌颂清太祖创业和康、乾“盛世”，意在激励统治者对“列圣图治鸿模”，“循迹推求，而得其精心所注”，“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勉为良吏民”，则是显而易见的。请看：
    他既缅怀清太祖努尔哈赤“用贤纳谏，崇俭黜奢，严法令以肃群情，亟民事以崇本务，缔造伊始而治具毕恢”。他又歌颂康熙帝“凡有制作皆条理始终，开扶阃奥”，“巡省河防，屡勤銮辂”，“蠲租给复，月不绝书”；且盛赞他平定三藩，“辟郡海岛，犁庭漠北，危招罗刹（即俄罗斯）”；并指出他具有“以好古敏求为务，诵读讲贯，儒生无以逾其勤，挽强命中，材武之士无能程其力”的卓越才能；肯定他“虽云守成，实兼开创”，汉文帝、宋仁宗亦不足以与之比肩的历史地位。他还赞扬乾隆帝“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藩之扰”。这就将乾隆帝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提并论了。
    固然，王先谦在19世纪后期缅怀太祖创建清朝的筚路褴缕之功，讴歌康熙的文治武功，称颂乾隆时“民物之炽丰，疆域之广远”的一统强盛局面（18），只能起到为之唱挽歌的作用。但他私抄的《东华录》可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取资，他对清朝前期、中期一些帝王的评价，可作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借鉴，其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
    2
    王录史料价值如何？先请看王录、蒋录和《清实录》对曾静案记载的异同。原来，孟森《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云，他用《清实录》“究王氏之为《东华录》是否悉照《实录》，乃抽取《世宗实录》中曾静案验之，一开卷则瞠目结舌，为之骇然。凡王录中之连篇累牍所涉曾案，《实录》中乃无一字，然则在《实录》中，世宗朝并未有此一惊天动地之大案也”（19）。这一关于《清实录》不载曾静案之说影响颇为深远。以后研究王录与《清实录》异同并由此论定王录文献价值的学者往往没考虑孟森关于《清实录》不同抄本是否都不载曾静案的猜测，更未去比较王录、蒋录和未改削的《清实录》关于曾静案记载的异同，只简单地沿用孟森《清实录》不载曾静案的陈说。象柴德赓先生说：“如曾静一案，原应载入《世宗实录》，今则删去；王氏《东华录》载有其事，可知《东华录》亦采《实录》以外如《大义觉迷录》等”（20）。又象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也说：“如牵连七省、迁延三十多年（按：年数有误。曾静案起于雍正六年九月，止于十三年十二月）的曾静案，是当时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而雍、乾两朝实录对此竟只字不提”，王录却“记述颇详”（21）。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