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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录虽较详备，但与《实录》比，有缺略重要资料之处。如从乾隆六年（1741）至道光三十年（1850）三朝110年每年人口数及存仓米谷数，《清实录》均有记载，王录不仅14年缺载，在有记载的96年数据中，又有7年人口数、4年米谷数与《实录》异（有的系字形近刻误，校对疏忽未予更正）（44）。又如咸丰十年闰三月丙申谕军机大臣等，广州、澳门、香港“有匪徒拐掳良民，贩与夷人，男女被掳者以数万计”，“行人为之裹足，地方官不特不为禁止，且出示听人自卖”（45）。这种揭露西方殖民者和清朝昏官、内地匪徒狼狈为奸，拐卖人民，读来令人发指的资料，《实录》和潘录均有，王录却无。这不仅说明引用王录尚须审慎，也说明孟森云《清实录》中“政事之可纪者”王录“悉录之”（46），也不尽然。
    二、王录所载数据有的并不准确。赵泉澄曾以清代档案中各省人口册报摺及户部汇造的奏销册所载人口总额与王录所记自道光三十年（1850 ）至同治十二年（1873）两朝人口数比较，发现王录所记不准确，王氏未将各地补造的人口数计入（47）。
    三、11朝《东华录》反映了王先谦封建愚忠思想。他有两首诗谈及编撰《东华录》的“深意”。一为光绪已丑年（1889）作《病中乞休得谕旨敬成二律》，内云“曾把宝书天上看，要令寰海照清晖。”自注“时刻《东华录》未竣”（48）。二为辛亥年（1911）作《感事》诗曰：“吾君无过举，簧鼓速颠坠。种苗莠竞炽，不知生所自。小臣录《东华》，于此寓深意。”（49）他攻击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进步思想为巧言惑人的“簧鼓”，诬蔑危及清朝统治的革命势力为“莠草”，在《东华录》中丑诋农民起义，咒骂李自成起义为“闯贼”、“流寇”，太平天国等为“群盗肆逆，奥寇鸱张”（50）；连篇累牍地为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们歌功颂德；不厌其繁地陈述祥，宣扬君权神授，为清朝历代特别是道、咸以来皇帝涂脂抹粉，妄图清朝长治久安，这种封建愚忠思想是应完全否定的。
    1982年5月初稿，1987年2月修改
    注释：
    ①②《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虚受堂文集》卷八、卷九。
    ③《东华续录跋》。
    ④王录顺治卷3。
    ⑤王录康熙卷41。
    ⑥⑦王录康熙卷44。
    ⑧（13）（14）（15）（17）《王葵园自订年谱》光绪十年，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奏摺（《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奏摺、十四年（《清史稿·王先谦传》）、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奏摺。
    ⑨据光绪丁亥琉璃厂义善书局本统计。
    ⑩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统计。
    （11）《年谱》光绪十年闰五月载十一朝《东华录》全部抄成，所说卷数与告竣日期不确。参阅义善书局本傅云龙《东华续录叙》、全士锜叙和咸丰朝王录陶浚宣跋。
    （12）（18）（28）（50）《东华录序》。
    （16）《艺风堂友朋书札》41页。
    （18）（22）（25）（31）（32）（46）《明清史论著集刊》619—623页，520页。
    （20）《史籍举要》189—190页。
    （21）《中国史学发展史》310—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