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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清修《实录》，必缮写五份：红绫面大本两份，一贮皇史宬，一贮盛京崇谟阁；红绫面小本两份，一贮乾清宫内廷，一贮内阁实录库；黄绫面小本一份，也贮内阁实录库。孟森说，他用来与蒋录、王录比较异同的就是存于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本。他又指出，自乾隆以来改削实录，“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光绪朝改削实录，便是日讲官拿小黄绫本于讲筵酌改的。诚如柴先生所说，《清实录》应载曾静案。但孟森翻检小黄绫本时未见之，所以他才断定：“此其改削，在王录已成之后，即必在光绪中叶。”他进一步分析，原小黄绫本所载曾静案虽经改削，“或未调各处所藏，而悉重缮畀之”，即使在内阁的两份“同时改缮，存他处者未必尽改缮也”，纵然“在京者或已尽改缮，在奉天者未必并及也”（22）。这种推论真是周全细密。 根据孟森上述提示，我把1936年日本代伪满影印的奉天本和中华书局近年影印本《清实录》和王录、蒋录中关于雍正七年（1729）至十三年（1785）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即曾静案包括与曾案牵连的吕留良、诸王案的记载，一一作了比较，现列表对照于下（23）：  根据上表，我想谈四点看法： 一、研究清史务得佳本《实录》。孟森因未见佳本《实录》，根据王录成书以后改削的小黄绫本《实录》来对读王录，当然只能得出“王录中之连篇累牍所涉曾案，《实录》中乃无一字”的结论（按，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说法亦同）。然而他曾估计：“如果奉天本尚未经讲筵私改，则欲求《清实录》之佳本，转须俟此矣”（25）。事实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奉天本《清实录》果真载有曾静案。因此，柴先生和尹达说《清实录》未载曾静案，乃失之轻信专家根据非是善本的《清实录》而得出的结论了。须知，《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比奉天本更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