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蒋录记事非常缺略。蒋录载曾案有头无尾，且只著年月，不书日期（记其他事也多如此），更没载钦定为禁书、流传极少的《大义觉迷录》的任何内容。诚然，蒋录据乾隆未修改以前《清实录》和其他资料抄辑而成，保留了某些今本《清实录》及王录中未有的重要史料，有一定文献价值。但其书写作为的是“以备遗忘”，因“信笔摘抄”（26），这就很难保证其宗旨鲜明、体例完整和结构谨严了，故其书失之缺略。它不仅记曾案如此，记其他事亦然。如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乙亥多尔衮命梅勒章京俄罗塞臣、参政巴都里率师往黑龙江以北巡防；顺治元年（1644）正月甲午又命甲喇章京沙尔虎达率兵往库尔喀；同年五月壬辰，俄罗塞臣、巴都里和沙尔虎达等凯旋：《清实录》、王录载此三事全同。人们从中可知多尔衮命大将巡防黑龙江以北的概貌，而蒋录掐头去尾留中间，这就无法使人了解其全过程了。又如在《清实录》和王录中可以见到的一些事关重大的史料，象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丙子中俄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八月乙巳中俄恰克图条约，这些牵涉到中俄边界的重要文件，蒋录却漏载；又象雍正二年五月戊辰年羹尧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奏请《禁约青海十二事》，这些关系到对青海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加强清中央对青海管理的重要文献，蒋录亦无。还如始于顺治八年（1651）至雍正十二年（1734）三朝84年的人丁及田地数， 这种经济史研究者必欲知之的数据，《清实录》年年都有记载，王录80年有记载（27），而蒋录只5年有记载，且其中一年的人丁数，另一年的田地数与《实录》、王录异。这就毋怪李慈铭说蒋录记事“往往挂一漏十，有首无尾”（28）。王先谦因“病蒋氏简略”，所以有必要“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29），将32卷的蒋录扩增为194卷了。
    三、王先谦节抄《清实录》比较忠实于原文。其所载曾静案，凡《清实录》所有者，除一处较《实录》简略、一处较详外，其他处都与《实录》同。它载其他问题亦如此。象谢国桢先生名作《清初东北流人考》论顺治至雍正朝因文字狱谪戍东北，并对东北开发作出巨大贡献的士大夫，15次征引王录，却未征引蒋录和《清实录》（30）。我曾以此15条资料一一查对《清实录》，《清实录》所载皆与之相同；一一检对蒋录，蒋录所载与之一条同，六条简略，八条无。再次说明王先谦节抄《实录》忠实于原文，而蒋录节抄非常漏略。然而王节抄《实录》是有取舍原则的。若对读王录与《清实录》，就会感到他除了“去其例行之祭祀等条”外（31），最突出的还去掉了《清实录》中比比皆是的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烈妇、烈女之类的记载。足见他编纂《东华录》时，对材料的去取，有一定的别识心裁。
    四、王录还保留了《清实录》未有的资料。如本文表列的曾静案的有关史料，王录就比《清实录》多出六千六七百字。也就是说王录披露的关于清王室内部争权夺势的史料，即它所保留的清廷明令禁止流传的《大义觉迷录》中有关雍正帝声辩皇位继承问题的上谕的部分文字，奉天本《清世宗实录》概未收录，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投书案》也未收录。至于孟森说：“欲引《实录》而文为（王氏）《东华录》所有者，宁取《东华录》”（32），就某些地方而言，此话是对的，但就整体而言，此话就未免偏激了，因为王录毕竟晚出而简，《实录》早成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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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拟讨论谢国桢先生说的王录清初部分“依据乾隆以后改本《实录》，事实已多不足据矣”（33），即《实录》、王录开国部分没什么价值。确实《清实录》再修三修，多在修改满族与明朝关系、清初陋习、清室内部权力之争方面，史料价值受到影响。但不少专家就据今本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和王录天命至顺治朝部分史料研究清初历史，谢先生《清初东北流人考》便8次征引顺治朝王录的资料。 近读王录，看到王在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年号下一一注以明万历、天启、崇祯年号，《清实录》没注，蒋录注的少、不注的多，这说明他不赞同什么正闰之说，只存历史真相。再者，他以《开国方略》、《通鉴辑览》、《本纪》、《圣训》等资料，对天命至崇德时期的史实、地理、典制进行夹注不下50次，对满族人名、东北地名不同音译的注释更是比比皆是。显然这对研究者是有益的。另外，王录这部分资料的细微之处也有胜过《实录》和蒋录的地方。如王录天聪九年二月戊子载皇太极谕刑部，命汉官为其筹划攻取北京方略，依靠汉官与女真贵族作斗争，说“我国贝勒及诸姑格格等皆以贪得为心”，蒋录无此条，《太宗实录》虽有，却缺“及诸姑格格”五字（34）。又如王录顺治元年四月戊寅清诸王等各率精兵出击，遇“唐通马兵数百人于一片石”，蒋录载此但简，《世祖实录》载此却缺“于一片石”四字（35）。这是清史研究者应该注意的。
    其次，拟讨论郭松义说的，王录“确实也编进了《实录》所缺载的资料”，如“咸丰年间铸造大钱事，《实录》无而王录有，等等”（36）。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我们曾仔细比较过《清实录》、潘录、王录所载清朝廷、各直省、甚至某些总兵铸造铜铁大钱，使用大钱之弊和打击私铸大钱的60多条史料，可分为：潘录有而王录、《实录》无；潘录、王录有而《实录》无；《实录》、王录有而潘录无；《实录》、潘录有而王录无；实录有而潘录、王录无；三录均同六种情况。总的来说，三录同加上王录、《实录》同而潘录无的史料占绝大多数，然而却未见王录有而《实录》、潘录均无的史料。为省篇幅计，且以吴晗《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一文为例。吴文征用潘录15条资料（37），据我们查对，这些资料三录所载均同的有9条（其中3条谈到行使大钱事（38）），潘录有而《实录》、王录无的4条（39），潘录、王录同而《实录》无的1条（40），潘录、《实录》同而王录无的1条（41）。可见金毓黻说：“潘颐福别撰《咸丰东华录》69卷，又在王录之前而不如其详”（42）。一般说，此话是对的，但不够严密，因潘录也有多出《清实录》、王录的资料。因此，研究咸丰一朝历史，对读《清实录》、潘录和王录是有必要的。
    由于清列朝“《实录》、《圣训》告成之后皆藏之金匮石室，廷臣罕得见者”（43）。自王先谦陆续私抄《实录》等，《东华录》得以逐渐刊行并广为流布，当时《清实录》并未传出，学者只能从王录中略知清代之事；清亡后，《清实录》虽稍有流传，但抄本过少，常人无由得见，仍不能舍《东华录》而窥见有清一代历史轮廓；待《清实录》1936年印行后，因自太祖至穆宗共3758卷（序例、目录、进实录表尚不在内），部帙过大，624卷的王录则便于翻检。所以王录历来受到专家们的重视。试观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清史讲义》和郑天挺《探微集》之解放前后论清史各文，引用王录资料不仅远比蒋录为多，且亦多于《清实录》。究其原因，当系王录比蒋录详备远甚，节抄《实录》忠实，并间有多出《实录》的资料，翻检又比《实录》为易的缘故吧。总之，王录在今天仍不失为一部有用之书。
    最后，当指出王录存在的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