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上原因，所以自明以来，亦有许多学者对袁、吴二人作《越绝书》的说法提出了疑义。此书孔交谷刊本卷首嘉定二十四年田汝成序说：“或曰作于子胥，岂其然哉！内经内传，辞义奥衍，究达天人，明为先秦文字；外传猥驳无论，记地两篇，杂以秦汉，殆后人附益无疑也。《本事》篇序则又依托《春秋》，引证获麟，归于符尽，若何休之徒，为公羊学者，故知是书成非一人之手，习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碑氏之阙脱矣！”（19）他的这段文字虽是针对子胥作《越绝书》之说而言，实际上也同样否定了袁康一人作是书之说。今人陈桥骄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有关《越绝书》及其作者问题，并不是因为从隐语中发现了袁康、吴平二人就可以全盘解决，它实际上比《西库提要》所说的还要复杂得多。”（20）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弥合这一疑点，则在此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说法。他们认为《越绝书》实际是由战国后期之人所作，后人又加以附益，最后再由袁、吴二人编纂而成，即是说，在战国后期《越绝书》就已经存在了。如明胡应麟就认为：“详味此跋‘子胥之述吴越，因事类以晓后世，著善为诚，著恶为戒，泪后温故而自新，述畅子胥，以详来今’等语，则子胥旧有此书，述吴越杂事，而后人温故而畅叙之，以传于世，旨意甚明，其云更始云云，当是西京之末，而此书文艺，全不类其时，袁康者先述此书于东汉初，而吴平复为之属文定辞于东汉之季”。（21）今人黄苇先生亦云：“《越绝书》非一时一人之作，盖战国后人所为，又汉人又附盖之，最后至东汉始由袁康和吴平抄录和整理前人大量成果，写成世传本。”（22）清人徐时栋则独辟蹊径，指出：“周时有《越绝》一书，所谓或子胥或子贡作者。今所传《越绝书》乃了康所作，是《越绝》之传，其后《越绝》亡而《越绝书》独存，书中明白可考，不解数千年来读是书者何以皆复梦梦，即以汉人之书而疑子贡、子胥所为也。”（23）按照他的说法，在战国时就当有《越绝》一书，《越绝书》只不过是《越绝》一书的传而已。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兼容各说，比以上两种说法更周会一些，但是如果再加仔细推敲，其同样也存在着漏洞，姑且不论《越绝书》是否为《越绝》一书之传，亦不论《越绝书》是否最后成于袁、吴二人之手，单《越绝》为战国后期人所作这一点，就值得人怀疑。若果如其说，为何东汉以前的任何古籍均未提及《越绝书》或《越绝》呢？难道是因为书写成以后并未流布子世吗？如此，为何成于东汉初年的《汉书·艺文志》也未著录此书？《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歆《别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不仅著录了东汉以前所知的典籍，同时也对与他当代的书籍也有收录，刘歆、班固都是汉代的大史学家，特别是班固，他身居兰台令史之职，其所见所闻的书籍按理应较袁、吴二人广博。刘歆、班固尚未见到《越绝》或《越绝书》，袁、吴二人又何能独得其书？另外，《越绝书》中的许多篇卷，特别是外传诸篇，不论从文辞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非战国时人所能写出的，因此，这种说法看来也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关于《越绝书》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提法，有的根本不能立据，有的则不尽确切。但是，每种说法的提出，都对以后的学者有所启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更新的看法，而每种新说法的提出，又标志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如果将以前的各种说法综合来来加以参考，并对此书末篇的一段隐语加以进一步的推敲，也许能使我们对于是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产生出一种更新的、更接近于事实的看法。
    通观《越绝书》全文，其体例不一，文辞相差，很有可能书中的大部分篇段来源东汉以前的不同古籍之中，而这些书籍的既非一人，又非同一时期，袁康在编纂此书时又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它们原来的语言风格，因此其文辞、体例都不统一。同时，在书中尚有袁康本人所作及后人附益的文字，因而其体例、文辞的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袁康以前，《越绝书》的许多篇段都散见于许多书籍中，并未汇集成书，更不象徐氏所言的那样本来就有《越绝》一书的存在，实际上，只是袁康将这些有关吴越的史实从以往不同的书中选辑出来，加以纂修，分出篇传，再加以补充之后，才有《越绝书》一书。正因如此，在东汉以前的书籍及《汉书·艺文志》中，也就当然没有关于《越绝书》的记载了。
    根据书中的隐语“文属辞定，自于邦贤”句可知，袁康编辑成《越绝书》后同邑人吴平对此书在文字上进行了加工。至于袁，吴二人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我们也只能从隐语中加以推断。隐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勾践以来，至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复见于今，百岁一贤，就为比肩”。明代胡应麟据此断定袁康为东汉更始，建武之际人，而吴平则为东汉末年之人。他说：“盖袁康者先述此书于东汉初，而吴平者复为之属文定辞于东汉之季，故云‘百岁一贤，犹为比肩。’其云‘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末有云‘覆之以庚，兵绝之也’岂袁非越人？更始间为兵乱戕于越地，因而葬与，吴平则自是越人……”。（24）胡氏的这一判断，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袁、吴二人大概在当时都身怀异才。然不尽得志。故发愤编纂《越绝书》，以史抒志。
    如果我们再对书后的隐文加以进一步的分析，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越绝书》，也不是吴平加工润色后的面目，因为在“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这句隐语之后，马上又接有一句：“明于古今，德配颜渊，时莫能与，伏窜自容，年加申西，怀道而终。”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吴平虽德高才博，然生不逢时，倍受时人排挤、郁郁而不得志，最后怀道而亡。既然在这段隐语中也讲到了袁康死于战乱，此处文提到了吴平怀道而亡，很显然，书中末篇绝非出自袁康或吴平之手，而应为他们之后的人所为。另外，这段隐文所在的《越绝叙外传记》篇与是书首篇《越绝外传本事》篇辞义相同，体例相一，但采取辩驳的形式，与书中其它篇卷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因此很有可能，这两篇都是在吴平之后，为无名氏所附益，其性质为是书的序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