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初潮州的海防建置
    明王朝一建立，国家政权显然注意到对边缘地域控制的重要性。在传檄平定广东之后，马上广置卫所，驻兵防守。在潮州，有潮州卫和海门、蓬州、程乡、大城、靖海等守御千户所的建置⑧。卫所兵员的来源，除元朝降明军队外，还通过垛集民兵补充。明陈天资《东里志》上，就有官府把南澳岛居民徙入潮阳海门所充军的记载⑨。同时，潮州各县，又有巡检司的设置⑩。在明初，巡检司的主要职能是地方警戒，即所谓“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都设置在关津要害处，有巡检官率领土兵守卫(11)。
    除了卫所与巡检司之外，还有一个水寨，控扼着韩江北溪(秋溪)和樟林港的通道(12)。这个水寨可能就在北河口的南宋时期小江场巡检寨旧址兴建(13)。
    明初潮州的防卫布置，很明显地偏重于海防。洪武间，除潮州卫设在府城，沿海设置的海门、蓬州、大城、靖海4千户所，腹地只有程乡千户所。在内地设置的巡检司，有三河、吉安、北寨和湖口4处，而沿海则有枫洋、辟望、门辟、招宁、鮀浦、黄冈、神泉等7个巡检司。其中黄冈和鮀浦两司，就建在南宋黄冈寨和水军寨的旧地。
    沿海兵防，又很明显地布置在本地几道大河流的入海口和主要港湾。
    洪武初年(1368)，韩江北溪入海口，重建了水寨城。洪武二年(1369)，韩江东溪入海口，设辟望巡检司；榕江口外西侧，设门辟巡检司。洪武三年(1370)，韩江西溪入海口和黄冈河入海口，有鮀浦巡检司和黄冈巡检司重建。洪武四年(1371)，在韩江西溪，枫洋巡检司从韩江平原顶部与丘陵地带连接的归仁都，迁移到平原中部已经开发的南桂都。练江入海口，原有潮阳县城控扼。洪武二十七(1394)年，龙江河河口，又设置了神泉巡检司。
    在韩江西溪口，牛田洋内海通外海要扼之处夏岭村，洪武二年(1369)，建了蓬州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牛田洋内海通外海的另一通道濠江海峡中段，又设招宁巡检司。这两个据点的建立，目的是控制波涛浩淼的牛田洋水域。
    洪武二十四年(1391)，海门守御千户所在潮阳县城建立。洪武二十七年(1394)，海门守御千户所从县城徙置海门。如果联系大城守御千户所和靖海千户所的新建，这显然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海门湾和柘林湾这两个潮州沿海最主要的港湾。
    总之，明初潮州兵防的设置，已经不再以三江平原中心地为重心，而转向漫长的海岸线特别是主要河流的入海口和大港湾，也就是宋元时期畲疍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生活的边缘地域。
    三、潮州地方志关于明代兵防兵事的记载
    就现在可以读到的载籍而言，潮州地方志对明代地方兵事的记载，开始于万历十三年(1585)潮州知府郭子章撰写的《潮中杂纪》。该书卷十“国朝平寇考”的记载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第一条记载，就是倭寇的扰掠潮州：
    洪武二年，倭寇惠潮诸州。时天下初定，海内乂安。倭夷窃发，滨海骚动，乃命行人杨载使日本，以玺书谕其国王。书曰：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被倭来寇山东，不过亦乘胡元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震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一十年。自去岁以来，剪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14)
    这本书接下来关于沿海寇乱的记载，已经是永乐十九年(1421)的事情了：“永乐十九年春正月，倭寇靖海，副总兵李珪擒之”(15)。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明陈天资撰《东里志》还记录了另一事件：“明洪武三十一年，倭夷寇东里”。而《东里志》的下一条记载，则是宣德初年(1426)事：“明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倭夷犯上里，耆民陈彝率众击走之”(16)。
    清代以后潮州各种志书的记载，基本上都承袭着上述内容。也就是说，嘉靖以后的本地方志几乎一致认为，明初潮州沿海兵防设置的加强，是为了对付外来者(即倭夷)的入侵。
    然而，这一判断与史实有很大的距离。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初期日本对中国的侵扰，主要地域在山东到浙江沿海，自胶州、即墨、诸城、莱阳，到淮安、海盐、苏州、松江、明州、台州、温州各地(17)。上引《潮中杂纪》卷十关于洪武二年(1369)杨载出使日本的那一条记载，显然与潮州并无关系，只要稍用心细读，就可以明了。当然，其时潮州濒海也受到侵扰，《东里志》所记洪武三十一年(1398)事就是一例。不过，侵扰情况似乎并不严重。
    那么，为什么自郭子章《潮中杂纪》开始，本地方志会把明初的海防建置与日本人的入寇联系起来？比《潮中杂纪》更早的本地方志，如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和嘉靖二十四年(1545)郭春震《潮州府志》，也有关于倭寇和备倭的记载，但是，这些方志里的“倭”，并不专指日本人(18)。事实上，嘉靖二年(1523)日本争贡之乱发生后，市舶司制度被废除(19)。原来自浙江市舶司入贡的日本人，乃“之南澳互市”(20)。因为此前明王朝已经弃守南澳，把居民迁入内地，南澳反成为民间贸易的便利场所(21)。一开始，主客双方在买卖过程还相安无事，后来主人欺客，有点霸市的味道，如地方志所讲，潮州市集“居积最多者惟绸绢，往往杂以造丝，又稀薄不可衣，而黠民以此昂其值于诸番，因而为患”(22)，潮州倭祸渐萌。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浙江海上私商贸易被严厉禁逐，以南澳为中心的潮州沿海，变成祸乱的中心，当时社会上甚至有“北卤(虏)南潮”的说法(23)。海防建置成为潮州官师们施政思想和行为的重心。正是在这种祸乱的背景下，《潮中杂纪》把明初的海防建置与日本人的入寇联系起来。这一点，“国朝平寇考上”前面的小序，说得非常明白：
    潮自周秦以来，其寇乱载之往牒，独国朝未备。且嘉隆之际其乱尤仇，而勘定得人，递发递灭。今往牒载者不录。独录本朝，以为倡乱者诫，讨乱者镜焉。(24)
    这种引倭乱为镜诫的理念，支持着当时有关海防问题的众多写作，《潮中杂纪》并不是孤例。从写作时间推断，甚至可以说，《潮中杂纪》把洪武二年(1369)杨载出使日本的记载与潮州倭乱牵涉到一起，其实是照搬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25)。
    这些地方志书为什么没有提及明初潮州沿海畲疍民对刚建立的政权可能造成的危险？理由其实比较简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大部分沿海畲疍已经为官府所控制，成为编民(26)。
    总之，不能否认，明初沿海兵防的设置，有对付倭夷入侵的考虑的一方面，但是，在潮州，海防建设的目的只是为了抗击外患吗？地方志上关于蓬州守御千户所的那一则很短的文字，记录着洪武年间这个千户所的内迁。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变化，也许它能够说明初国家政权加强潮州海防建设，是为了地方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