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东里志》，古瀛志乘丛编本，第49页。
    (17)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
    (18)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海寇》引《增减夫船新议》一文，转录潮州通判范维恭牒，提及倭寇和备倭，但文中倭寇与海贼并无分别。且此书卷35《外夷》所列举，皆东南亚诸国，未提及日本。《(嘉靖)潮州府志》也如此，卷1《地理志》提及倭寇和备倭，具体所指也是“暹罗诸倭及海寇”。
    (19)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1～169页。
    (20)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一》，明嘉靖二年“倭之南澳互市”条，广东汕头：潮州修志馆，1948年，第25页。
    (21)马楚坚：《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于明代海防线上转变为走私寇攘跳板之发展》，收入杜经国：《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广东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137页。
    (23)郭子章《诸有司教四条》说：“潮阳昔常韩二公过化之乡，称文献区。嘉靖中赤子弄兵，四郊多垒。今议者论国大势，辄曰北卤南潮。夫埒潮于卤，此亦地方之厚辱也。”见《潮中杂纪》，古瀛志乘丛编本，第35页。该本虽名影印，实有修补，此段文字中“国”字原残，修补为“固”字，误。
    (25)参见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王官使倭事略》；卷3，《广东倭变纪》。
    (26)关于明代广东疍民编户，可参阅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的论述，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页。虽然此文并未讲到潮州，但从当时人把“广之番禺、南海、东莞、新会，及潮之三阳濒海数邑”(见《广东通志初稿》卷23《田赋》)相提并论的情况看，潮州濒海疍民，也经历过同样的编户过程。下文将提及的夏岭二十四村抚民的安顿，就是编户的例证。而《(嘉靖)潮州府志》、《(隆庆)潮阳县志》上也有河泊所和疍民户口、税课的记录。
    (27)(30)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海寇》，誊印本，第1727页。周宣，其他志书或作周瑄。天顺三年，其他志书多作四年。比较详细记录这一事件的，还有李惠的《平寇记》，该文记述重点与黄佐略异。李惠，海阳人，景泰进士，仕松江知府。
    (28)李惠：《平寇记》，《(雍正)揭阳县志》卷7。古瀛志乘丛编本，广东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第319页。“是年”，按上下文，为天顺六年；本地志书多将此役系年于天顺七年。
    (29)李龄：《赠郡守陈侯荣擢序》，收入冯奉初：《潮州耆旧集》卷1，香港潮州商会印行，1980年。李文未说明事件发生时间。《东里志》，卷2，《境事志》，记事大同。
    (31)《(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增减夫船新议》，誊印本，第576页。
    (32)《(雍正)揭阳县志》，卷七，第319页。
    (33)参考郑克晟：《明代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郑州：《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34)明初南澳民内徙时间，文献资料所载略异。陈天资《东里志》所引明嘉靖十七年饶平知县罗胤凯《豁虚粮》，载在洪武二十四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杜臻《闽粤巡视纪略》，载在洪武二十六年；齐翀《(乾隆)南澳县志》、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一》，载在洪武二十年。
    (35)刘子兴：《儒学海壳蚶蛎场租碑记》，《(康熙)澄海县志》卷9，第76页。“逻”字当是“巡”字之误。
    (36)《(康熙)澄海县志》，卷2，《建置》，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