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蓬州守御千户所内迁与夏岭之乱
    天顺四年(1460)，潮州纳入明王朝版图已近百年，夏岭24村发生了叛乱。这是明代前期发生的，对潮州社会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在地方志书和本地文人文集中，留下不少记载。黄佐《(嘉靖)广东通志》的记事最为详细曲折，也最有故事性：
    天顺三年，海寇黄于一、林乌铁、魏崇辉胁逼夏岭等24村作乱，经潮州知府周宣前后两次的抚剿兼施，终于平定。第一次进剿，周宣先用惩戒手段，“亲督兵，据险扎营凡七所，与贼相距四十余日，擒杀渠魁”。继以儒生进入乡村粘贴告示，并“自诣贼营抚谕”，使用规训手段。而24村民基本上也只听周宣的劝诫，动乱暂时平息。接着，周宣改调离任，24村之乱又起。当道只好再调回周宣。第二次进剿，周宣反而先用规训手段，“出榜约日招降”，使村民知有“上尊下卑”之道，接着却突然间用兵剿灭24村动乱(27)。
    不过，根据另一些文献，夏岭动乱的剿灭，已经同周宣无关。李惠《平寇记》载：
    是年秋，奉命征夏岭。九月既望，出师海上。时张公通奋其勇，陈公濂发其略，大参慈溪刘公炜督其粮，宪佥余姚毛公吉、都阃三湘胡公瑛统兵应之，潮阳大尹眉山陈侯暨陈侯爵统民快助之。……山攻水战，势如摧朽。破其巢穴，火其庐居，斩首数千颗。余贼奔溃，官军追碣石等澳，杀获及溺水者不计其数。(28)
    当时人李龄在成化初(1465)所写的一篇文章，对夏岭之乱，有另一个角度的描述：
    揭邑有沿海而村者，曰夏岭，以渔为业，出入风波岛屿之间，素不受有司约束。人健性悍，邻境恒罹其害。寻有豪猾者互争田土，诉于官，连年不决。有司动遣巡司率隶兵而拘执之，则侵扰其众，豪夺其有。民弗堪，乃相率乘舟道海 而逃。因之以岁凶，加之以水灾，遂大集无赖，攻城剽邑，肆为杀戮。海、揭二邑，受害犹甚。(29)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指示造反者的身份，二是说明动乱发生的原因。就第一点而言，李龄指出造反者濒海居住，“以渔为业”，没有提到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动乱的诱因，却由土地的争夺引起。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元时期的畲疍。如果再从黄佐文中“魁渠服色僭拟侯王”的描写看来，造反者的经济状况，已经超越从事渔业生产的收入水平。到明代中期以后，富有的商人、地主中间普遍流行的在服饰方面的僭越，已经表现在这伙造反者的领袖身上。可以推断，夏岭24村之民，在渔农之外，还进行着海上贸易与营运。这是宋元濒海畲疍重要谋生手段，但在明代却是非法的。就第二点而言，其时明王朝奄有潮州已近百年，而造反者仍然“素不受有司约束”，终于不堪官司的骚扰，揭竿而起。可见明朝的海防建置，对潮州濒海区域的控制非常无力，而夏岭之民却拥有强大的武装，且在受抚前后也没有多少改变。黄佐就说周宣在平息夏岭第一次动乱之后，“潜起从良民黄伯良等”，出其不意，大破山贼罗刘宁(30)。一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引用潮州通判范维恭的牒文，还说：“近因漳州海贼越境劫掠人财，本官召募本土鮀江都大家井惯战海夫余严八等五百名，俱以拣阅记籍在官，欲以四月初旬上班”(31)。大家井即为当年参与动乱的24村之一。只是在70年后，原来威胁着明政权的这股势力，变成了官府赖以保卫潮州海防的力量。
    李惠《平寇记》里还有两段话值得讨论：
    夏岭外薄洋海，黄寨内通徭獞。往往恃顽弗率，既历宋元，余风未殄，……顽民魏崇辉、许万七等仍蹈覆辙，天顺四年以来，窃据夏岭、西陇、赤窖、乌合、浮陇、华坞、大家井等村，大肆蜂螫蛇豕之毒。……
    胁从者二千余，悉遵诏命抚入腹里良善乡村居住，欲其同归于善而已。贼巢自夏岭至西陇、赤窖俱革，不与居住。揭阳边患自此无虞矣。(32)
    第一段话指明夏岭24村所在。夏岭、西陇、赤窖、乌合、浮陇、华坞、大家井等村的地理位置，都在韩江西溪出海口，当时揭阳县属蓬州、鳄浦、鮀江三都最濒海之处。夏岭的位置，又居诸村的最前端，所谓“外薄洋海”。乘潮而上，可抵黄寨所在的蓝田都，直入深山丛莽，所谓“内通徭獞”。把蓬州千户所建置在夏岭，显然就可以控扼韩、榕两江出海口。这大概是洪武二年(1369)官府的设想。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位于海岸最边缘的夏岭，处在众多濒海村落的包围中，如果这些村落尚未归顺朝廷，又拥有自己的武装，那么设置在这里的千户所本身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这就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蓬州千户所要从夏岭内迁鮀江西埕的原因。
    第二段话交代了朝廷对夏岭等村落的处置。在这次动乱平息后，诏命把24村居民全部迁走。这种“徙民虚地”的做法，洪武年间在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比较广泛曾经推行过(33)。明初，闽粤边界的南澳岛民曾被徙潮阳海门所充军户(34)。夏岭24村民被“抚入腹里良善乡村居住，欲其同归于善”，也就是国家终于控制了这些居住在濒海地域、一直“恃顽弗率”的乱民。
    如果洪武年间的“徙民”是为了防倭，那么，天顺间潮州濒海的“徙民”又是为了什么呢？李惠说，夏岭之民，“既历宋元，余风未殄”。又说动乱平息“揭阳边患自此无虞矣”。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其实，在李惠的观念里，夏岭之民，还是宋元时期的畲疍；而濒海地域，依然是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疆。
    总之，夏岭之乱这一事件正好提示我们，蓬州守御千户所的内迁，是由于濒临牛田洋水域的三江口沿海，有着十分强悍的官府难以控制驾驭的社会势力。从明初潮州沿海的情势看，这股势力，正是宋元以来一直活跃在此地的畲疍民。
    明初实施的海防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因此，御倭和对付方、张余党，就整个国家范围而言，确为最重要理由。但是，如果从潮州乃至广东全省看，倭寇和方、张余党对地方社会的威胁也许并不那么严重。此时明王朝在潮州海防建置，更加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控制地方社会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