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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 卢山红 参加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史通》的命名,刘知几自释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①清人黄叔琳根据自己读《史通》的体会,认为“书以通名”,还兼有“博论前史,摭掇利病”②之义。至白寿彝先生又从《史通》作者遍读《左传》以下,“迄乎皇家实录”的历代主要史著以“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遍读京、洛等地所能找到的一切史书,“以广异闻”③。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以自得之学通删“司马迁以下的史书,上继孔子,成不刊之典”的治学旨趣;从作者在其传世史学评论名著《史通》中所体现的“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这一主旨上得出:“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刘知几“在‘通,这一点上对〈史记〉是赞美的”④。但陈光崇先生却对白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史通》一书“并非有取于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的‘通’那一类意义”。并从上所述白先生的论断中推出这么一个结论:“这就是说,刘知几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注意通史。”⑤然后陈先生引用了许多史料从多方面来论证刘知几不主张修通史,以此与白先生的观点进行商榷。
    面对着两位史学界老前辈从不同思维角度而寻得的理由充分的相反结论,人们不禁要问:刘知几的《史通》究竟主不主通?若主通,又通在何处?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释名,解疑的需要,而且是能否对“通”这个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有进一步认识的问题了。
    本着这种认识,通过研读《史通》全书,我认为《史通》是主“通”的。不过《史通》确如陈先生所言,不是效仿司马迁,对从古至今的客观历史进行贯通,而是通在对史学的研究和探讨上。这具体表现在刘知几对以往史书撰写之体例的总结上,表现在刘知几对史学之纵通和横通的理解和运用上,更表现在刘知几评价史书的主旨上。
    二、对历代史书之撰述作“通”的考察
    在《六家》篇,刘知几把“古往今来,质文递变”的诸多正史按其结构和断限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同时,又指出由于“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而这“可祖述”⑥的二家,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却是“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在泛论了唐以前历代史书之不同源流,指出了编年、纪传二体在史学上的互补地位后,刘知几对汉以来最为流行的纪传体史书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纪传体最大的优点是区分类别。因为这既网罗广大,使大大小小的史实都有类可归;又使史实在类别的安排下显得更加周密。可谓“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⑦。因此,刘知几认为能否区分类别就成了纪传体之优越性能不能很好地体现的关键所在。而要区分类别则需明各类别之职能和范围,于是刘知几从以往众多纪传体史书在区分各类别之范围和明其职能上的得失中总结出一套如何使纪传体的各组成部分更严谨、更规范的原则,从而做为后世史家之准绳。
    首先,刘知几指出在纪传体中,纪、世家和传虽同为记人物的,使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范围,本纪是专记帝王天子的,其职能是“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⑧。世家则是专记“开国承家,世代相续”⑨的封侯的。列传的任务是“列事也”,则“录人臣之行状”⑩以释本纪。若不明此区别,就会造成类别混乱。如《史记》把“姬自后稷至西伯,赢自伯翳至于庄王”(11)这些本应入世家者写入本纪。如范晔把后妃、六宫这些应入传者写入本纪,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又如有的史家在本纪中“巨细毕书,洪纤备录”(12)等等。
    其次,刘知几把纪传体另外两个组成部份“表”和“志”的职能视为,“表”是用来记“天下无主,群臣错峙”的动乱年代以使“诸国分年,一时尽见”(13)。书志的任务是使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事片文,于斯备录”。主张史家在用纪传体撰写统一时代历史时应废表历,而在撰写“书志”时应多取当时之事,多取与人事有关之事。本着这种精神,刘知几主张废去“不预人事”的天文志,增都邑、氏族、六物三志。要求作艺文志者以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中的《坟籍志》为榜样,“所列书名,唯取当代。”(14)。
    此外,刘知几还对史书之论赞、序例、题目、编次、断限等凡是史书编撰所须涉及的一切表现形式之职能做了考察。如他总结出论赞是为了“辨疑惑,释凝滞”,反对史家“强生其文”。认为史书之序是用来“序作者之意”的,批评近世史家多不明此义,只知“课成其数”,甚至“文兼史体”(16)的作法。又如要求史书之题目应与内容相符合,不宜用过长、过细的题目。史书之编次不要有“体统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17)的偏差等等。可谓治史细处不苟矣。
    综上所述,我们知刘知几对纪传体内部体例的探讨可谓细致全面矣。然而,刘知几对史书编撰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体例,他还对史书编撰所应注意之技巧给以总结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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