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指出，既然史书之称谓是“列之篇籍，传之不朽”（18）的，因此，史书之称谓就应该是史家撰史时所不可忽视的技巧。这包括在撰述时应注意“区分类聚”，以使史书之体统不相违，名目不相背。举例言《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人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矣。”（19）还包括因实定名，“坦怀爱憎”（20），不纠缠于所谓正闰之分和华夷之辨中。他还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21）因而如何叙事是史书撰述的一个很重要技巧，并指出技巧之一是明史书所记之内容应在“荀悦五志”（22）和“干宝释五志”（23）的基础上，“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24）。技巧之二是明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记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论赞而自见者。”并知“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技巧之三是明叙事宜用晦。认为若能“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则可谓达到了“文约而事丰”（25）的叙事之最高标准。除此之外，刘知几以为史书之行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因“言之不文，行之不远”（26），故要求史家撰史时应用当时、当地人口语，不要一味追效昔人，“妄益文彩，虚加风物”（27）。反对史书载言过长、过繁，主张把“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28）。还认为修史不能完全排弃模拟，人们必须对前辈优良传统有所师范，才能有所创新。故“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其后来”。但主张史家在模拟时要“取其道术相会，义理互同”的“貌异而心同”；切讳一味模仿其表面的、皮毛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造成“貌同而心异”（29）。
    如此，刘知几不但把唐以前史书撰述分成了不同源流派别，指出了其不同的发展前途，而且回答了如何使纪传体各组成部分更严谨、更规范这个唐以前史书撰述的主要问题，回答了史书编撰所可能涉及的一切细小表现形式，如题目、论赞、史序等等之职能；总结了史书撰述所应掌握的基本技巧。这也就是说，刘知几考察了以往史书编撰所涉及的一切重要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对历代史书之撰述作了通的考察。不仅如此，而且在《史通》三十九篇中有二十三篇是专论史书编撰之体例和技巧的。这说明对历代史书撰述情况的探讨和研究，是刘知几兴趣的主要点所在。因此，把刘知几对历代史书之撰述做通的考察这一点视为《史通》主通，且通在史学上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论证充足的。
    三、《史通》中“通”的两种形式
    细析《史通》全书，我们得知刘知几在对史学进行贯通时使用了二种求“通”的形式：一是详始究终的纵通，二是网罗广大的横通。
    所谓详始究终的纵通，指的是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历史学某一方面发展的过程。这在《史通》中，以刘知几对中唐以前史官、史籍概况的阐述最为突出。如在《外篇·史官建置》中，刘知几叙述了肇自黄帝至唐，史官、史馆设置的发展情况及大臣监修的起源。“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轩辕氏时代的仓颉诅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按《周官》、《礼纪》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战国时期史官亦无废除。秦时的史官则被称为太史令。西汉时，“武帝又置太史公”，而司马迁之后，汉多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王莽当权时，“改置柱下五史”。东汉时期，“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此始以著作之所为史官之名。而章帝、和帝之后由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魏太和年中，始规定以“著作郎”为史官之正式名称。晋元康初又置“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至齐、梁二代，改置“修史学士”。此期间，一些“偏隅僭国，夷狄伪朝”也设有史官。元魏初年，史官不常设，即有史臣，亦杂取于他官。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高齐及周，迄于隋氏这段时间，有“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至唐建国，“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30）。又如在《外篇·古今正史》里，刘知几按史书编写的时间顺序，叙述了三坟五典、《尚书》、《春秋》、《楚汉春秋》、《史记》、《汉书》、《汉纪》、《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等史籍的编撰及流传情况，从而为人们展现了中唐以前历代主要史籍的总体轮廓。刘知几自己也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31）此外，刘知几还用追本溯源法向人们展示了中唐以前，史书撰述六个不同派别的发展情况，如他认为“《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宗周既殒，书体遂废”。晋时，鲁国孔衍乃删汉魏诸书，“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魏尚书》。隋时王劭根据“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撰成《隋书》，“寻其义例，皆准《尚书》”。认为“《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因孔子修的《春秋》“据行事，仍人道”，“为不刊之言”，故成为百家春秋中唯一能“弥历千载”者。后司马迁写《史记》“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而《左传》家者，刘知几认为“其先出于左丘明”。至《汉纪》成功地仿《左传》改写《汉书》后，“每代国史，皆有斯作”。并认为《国语》这一派别，其先亦出于左氏，后代之《战国策》，班彪《九州春秋》属此流派。又如认为《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梁武《通史》、元晖《科录》、李延寿《南北史》等，“皆《史记》之流”。至于《汉书》这一流派，则认为“其先出于班固”，但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并指出此派“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32）。
    刘知几不但在宏观上，即在描写中唐以前史官，史籍之梗概，在分析中唐以前史书撰述之不同派别的全貌时明显地运用了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微观上也时常用这方法去研究问题。如他认为：“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天定准”。（33）在这里，刘知几虽未具体罗列古今称谓演变的情况，但究其思考方法亦属同类。又如他在对纪传体各组成部分的产生，对一些错误史法的追究都无不是在追本溯源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总之，追本溯源法是刘知几在对中唐以前的史学进行阐述和分析时大量使用的方法。凭借这种方法，刘知几不但把中唐以前许多史学现象的大致轨迹给描绘出来了，而且还把其中的质变给突出，使人们得以从中获得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