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由于撰写编年体一书《资治通鉴》的卓著功勋，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称道。但在评价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时，多有不公正之论，许多人笼统地评价其《资治通鉴》全书贯穿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念，认为“司马光对于正统论非常重视”①，似乎“正统”观念成了他全书的突出特点。事实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现出的历史观，已脱离了史学传统思想中正统论的藩篱，体现了他不重视正统，同时具有违背正统论的非正统思想的进步特点。对此，在史学界，至今提及甚少。
    那么，司马光在史学方面表现出的非正统思想主要表现在哪里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正统，即正统思想有哪些表现形式和内容。其次是要了解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中是否有与此相违悖的形式和内容。
    所谓正统，自古至今，其内容不断变化。一般地说，从纵的方面来看，它是指封建王朝前后嫡系相传，一脉相承的世袭体系，舍此无他，其它夺得王位者，都是逆五德的运行，属于闰位或僭伪。从横的方面来看，无论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王朝，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正统，其余自封王号的政权，都是闰位或僭伪。由于政治上的正统之争，无形中也影响到史学上的正统之辨，正统的内涵也日趋复杂。在历史上，自从邹衍的“土、木、金、火、水”五德相胜论正统观兴起后，历代史家为了分清正统之属，在各个天子为帝前，均以五行相胜说附会出各自将为帝的吉祥预兆，以证明他们取得的是合法的统治地位。《吕氏春秋·应同篇》载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接着把黄帝、禹、汤、文王分别附会成五行之一，以说明他们代替前朝的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这种说教在汉时经过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相揉合，它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编撰史书、附会史事的一种惯例。正如司马光所说：“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②此后，史家修史时，总要先定一个世袭相承的正统王朝体系。其标准就是：凡是政权的兴起，除了依据五行的更替之外，同时也定天下于一尊。随之，在史学方面，正统论由五德相胜说逐渐衍生出嫡系相承、王者受命、春秋笔法、褒汉贬胡等一系列编写史书的原则和内容。与此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就是在编写史书中始终以正统者为纪年标准，同时附会出正统王朝的君主有“受命于天”的祥瑞，另外在记事中有一成不变的语言、文字表达方式，有不论是非而必须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等，否则，就不属于正统的类型。对于正统论中这些消极的东西，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不仅摆脱了其束缚，而且表现出许多求实的创新精神，反映了他敢于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非正统思想。
    在纪年问题上摒弃了正统论
    一般认为：正统僭伪之别，标准之一就是以谁为纪年。以谁为纪年者，就是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合法的继承者。正因为如此，历代正统史家都在纪年问题上大做文章，以突出正统者的地位。司马光则不然。在处理纪年问题上，他打破了过去的传统作法，不讲“正统”，而采取“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的纪年方法。例如，持正统论者认为：三国时刘备应是继承两汉的正统，曹操应是僭伪。因而主张以蜀汉年号为纪年标准，反对其它的纪年形式。在《通鉴》中，司马光摒弃了这种陈腐的正统观念，以曹魏年号作为纪年的标志。由此，当时郭纯写信给司马光，指出他的这一纪年方法不合乎世人的观点。司马光则在复书中说：“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学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③这就说明司马光以皇帝的建元为纪年，并非标明以谁为正统，而是为了讲求实际，“借年纪事，以便历史的脉络一目了然。因为大家知道，古人并无公元纪年之说，通行的主要是帝王的建元和干支纪年。因干支纪年是六十岁周而复始，不便记事，所以一般以皇帝的建元为纪年。司马光反对正统的纪年标准，但又不得不借用皇帝的建元纪年，因此他对并立或分裂时的政权年号有所取舍。正如他在《通鉴》中所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可见，他根本不讲什么正统。并指出：“臣今所述，只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同时强调记事应是“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在此他不惜笔墨，论述了不用正统的原因和目的。并认为，若用正统之说，必然有碍于直书历史，颠倒是非。但历史的发展有早有晚，即使是“天下离析之际”，也“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以上精论，正如胡注所说：“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④由此可知，司马光跳出了正统说的旧框框，而是按自己编年体史的要求来取舍年号，以适应“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的需要。这样即可避免正统论者尊此薄彼、任意篡改、妄加褒贬的弊病，剔除了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之类的记载，删削了旧史中许多不实之辞，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增强了史实的可靠性。正因为如此，讲究正统的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对司马光以曹魏为纪年表示强烈的不满，而反之以蜀汉为纪年的正统。
    另外，司马光还进一步驳斥了持正统论者，认为如果是以居住的华夏中原为正统，那么刘渊、石勒、慕容皝、苻健、姚苌、赫连勃勃所占有的地方皆五帝三王的旧都，他们与当时并立的政权谁应算作正统呢？如果说以良好的道德为正统，那么地域很小的国家必有贤美的君主，治世的三代必无邪僻的帝王。但历史上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正统论者的迎头痛击，可谓合情合理，其否定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