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民族关系方面反对正统的民族偏见
    正统观与民族偏见可以说是封建正统史学的一对孪生兄弟，坚持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在正统者看来可谓天经地义。而司马光不重视正统的史学思想在此方面则正好背道而驰。那就是：在叙述一系列民族关系问题上，能够比较公正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讲信用、正确对待民族战争、反对搞大民族主义，批评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它包括有汉族人民的勤劳智慧，也有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在《通鉴》中，司马光曾对前秦和北魏政权中的“中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前秦苻坚“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17）同时广纳贤才，以汉人王猛为相，使之“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18）他称赞北魏孝文帝是“魏之贤君”；“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19）还赞扬北魏于公元485年行“赋税之均”，因而使得“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20）
    在记载少数民族人物的言行时，司马光也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选择和组织材料。他对哥舒翰、阿史那杜尔、契伏何力、洗夫人、刘渊、姚襄、石勒、李克用、宇文泰父子等人物，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们的能力和功过。对后秦羌族政权的首领姚兴提倡儒学、释放奴婢，在战败前秦王苻登以后，“悉散其部众，使归农业，”（21）同时一贯“勤于政事、延纳善言”等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不是象有些人把少数民族的人物都贬得一无是处。
    同时，司马光还一贯重“信”，主张“不可去信”，认为“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22）“失义与信，何以为国？”（23）并把此推广于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倡对少数民族也必须讲信用。因此他批评汉昭帝以金币诱杀楼兰王安归的作法是“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24）也指责唐太宗解除与铁勒薛延陀真珠可汗的婚约是“恃强弃信而绝”，因此“犹可羞也。”相反，他特别赞赏对少数民族信守盟约、互不欺枉。因而他对搞好民族关系的事情和人物竭力推崇。在《通鉴》卷一百四十，开头就记载魏孝文帝下诏对“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其后又引用孝文帝的话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欣赏的态度，是与他主张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相一致的。由此可知，司马光是深知处理好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性的。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各少数民族居住在汉政权统治的周边地区或是与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民族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利益和封建王朝的安危。民族关系融洽，人民生活就相对安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相对加快。否则，人民处于战乱之中，不仅相互的政权日趋动摇，而且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将趋于缓慢或停滞。从《通鉴》处理、选择有关少数民族的材料中，我们知道，司马光已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这些又恰恰是正统论者做不到的。
    再，他还主张正确对待民族战争。在历史上，民族战争一般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尽管司马光曾在许多地方写了少数民族的入“寇”，但其中有些也确属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侵扰内地的非正义战争，对此说成“侵”、入“寇”和把汉政权反击这种战争说成“伐”也未尝不可。如东晋人民抗击前秦的淝水之战，唐太宗雪“帝突厥之耻”就属此类。所以司马光褒奖的态度溢于言表。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也曾于《通鉴》卷七二写了进攻曹魏的“亮率诸军入寇、围祁山”一事，若以正统论的观点，把汉后裔刘备之师伐魏之少数民族聚居地说成入寇那是违背天理、大逆不道的。所以有人写诗訾议说：“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何人？”可见，他不仅丝毫不讲正统、不以春秋笔法定褒贬，而且也没有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
    司马光在支持正义的民族战争的同时，也反对非正义的民族战争。如东汉后期西羌人民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他指出其原因是由于皆“为吏民豪佑所徭役、积以愁怨”，“贪残牧民，挠扰百姓”（25）而起。并严厉谴责隋炀帝三攻高丽，结果导致“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嫁失时，田畴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26）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东汉及隋亡的原因。很明显地表现出他反对这种不正义的战争。
    对于司马光的非正统思想，我们还可以从他修史的目的得到说明。他在进《通鉴》表中，说明他之所以修《通鉴》，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因此，“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编书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根据其目的来确定。若写史不成信史，又怎能达到资治的目的呢？自然，站在正统论的立场上遇事怀有偏见，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那是写不出信史的。可以说，这既是他对正统论持不同意见的证据，也是他史学思想中不重视、甚至否定正统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司马光开始确立编《通鉴》的动机和指导编撰的思想以及整个编写过程来看，不论是处理王位相承、全书纪年的形式材料，还是有关春秋笔法、民族关系等文字的内容来看，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史学思想方面，司马光不仅不重视正统论，而且突破了当时已盛行很久的正统论思想的藩篱，具有较浓厚的相对地坚持写真求实、尊重客观实际的非“正统”思想，而不是以正统观念贯穿全书。
    那么，深受儒学影响的司马光力主反映客观实际的非正统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简单地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接受传统思想的同时并未把传统思想中已僵化的消极部分作为自己严守的教条和言行的模式。相反，他吸取了传统思想中“仁政爱民”、重信、求治、良史直笔、书法不隐之类的积极因素。甚至他还在史学方面发展了这种积极的思想。如果说，各个时期进步的史学思想的影响为司马光具有非正统思想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坚持写信史的客观要求就是司马光具有非正统思想的必然因素了。因此，他在坚持不隐善恶、秉笔直书的同时，对那些泥古不化，“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的俗儒”进行鞭笞。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司马光“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27）可见，司马光在史学方面的非正统思想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相反，如果他一味奉守已僵化的陈腐教条，坚持用所谓《春秋》褒贬笔法，而不直书历史真相，那是写不出“有资于治”的信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