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之博大精深的内容，是借助于丰富多样的评论方法来表达的。《史通》不仅集以往史评理论之大成，亦集以往史评方法之大成。方法问题，并不单纯是个思想表达技巧问题。何种评论方法的选择运用，标志着对阐说对象的认识程度，方法与观点是紧密联系，相互为用的。因而，考察《史通》的评论方法，亦是我们认识《史通》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于今日之史学评论有一定借鉴意义。择要言之，《史通》有七种评论方法。
    一、确立标准，求名责实。
    《史通》在评论史书、史体或史官、史家时，总要先确立一个标准（或一个楷模、一个类型），界定其内涵、性质，然后以此衡于评论对象，判明其是非曲直和是否名实相符。
    关于本纪，《本纪》指出：“列天子之事，以本纪名篇”。据此绳之，项羽“僭盗而死”，并未成为君主，所以《史记》将其列入本纪为“乖谬”。其次又指出：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而陆机《晋书·三祖纪》叙事不缀时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其三指出：本纪“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然而魏澹、李百药所撰《后魏书》和《北齐书》，却在本纪中“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形同列传。
    关于世家，《世家》亦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绳之，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未有，“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其次指出，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其三指出，世家应记“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之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史通》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运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史书体例，循其名责其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其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比司马迁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
    《史通》对官修制度方面的评骘依然是确立标准后大加评击史局现状之弊。在《辨职》中先强调“必于史职求真”。那末什么样的史官才够得上名副其实呢？随之举例说明有三类：上为“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晋董狐、齐南史；中为“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下为“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史佚、楚倚相。刘知几推崇的这三类史官恰与他所强调的史家需有才、学、识三长一致。上者突出的是史识，中者突出的是史才，下者突出的是史学。标准既定，接着尖锐批评了滥充史职的现象，如“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使史局变成“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当然，史局之弊主要在于监修不称职，合格的监修应“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然而对照一下实际，监修者“必恩幸贵臣”，“饱食安步，坐啸画诺，”“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活脱脱画出一幅坐镇史局的昏愦官僚形象。
    应该说，这是一种较成熟的评论方法。首先确立标准，予以“正名”，于是就有了评论的基础，防止了论题和标准的游移，避免给读者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印象。
    二、区分类聚，纲举目张。
    这个特点鲜明体现了刘知几重“论大体、举宏纲”①的治史风格， 是《史通》理论呈体系性的一个表现特征。
    《史通》原序在说明本书编纂时即云：“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随着全书内容之展开我们在各篇都可以看到条分缕析的评论。
    论种类繁富的史书，《史通》以“六家”、“二体”高度概括。“六家”就是《尚书》家（记言史）、《春秋》家（记事史）、《左传》家（编年史）、《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纪传通史）、《汉书》家（纪传断代史）。上举六种史书后代均有继作、仿作，形成六个史书系列，所以刘氏称作“六家”。“家”之意，当指流派，而不是指有六种史体。刘氏将史体归纳为二种：编年体和纪传体，“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②“六家”、“二体”说，确是对以往史书的提纲絜领之论，以此为入门线索去了解汗牛充栋的史书就繁而不乱了。所以《史通》将《六家》、《二体》居内篇之首是颇具引路之意的。不少《史通》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有些论者认为“六家”、“二体”管全书，或称其为《史通》全书总纲，则似乎不妥。因为其仅是史书体例之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