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类论据是典型事例。《史通》在评论中非常注重举出较有代表性的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为了说明“述者相效，自古而然”的观点，连举数例，“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14）然后进一步指出，史学著述涉及面尤广，更需借助于前人之作，“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15）又如论叙事之体有四种，均在每种定义后附举数例。所谓“直纪其才行”。举《尚书》称帝尧之德，等等；“唯书其事迹”，举《左传》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而自缢，等等；“因言语而可知者”，举《尚书》载周武王之伐纣誓辞“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等等；“假讚论而自见者”，举《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等等。（16）
    《史通》有时还将上述二大类论据同时采用，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结合上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载文》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这一段议论，先举儒家经典之言，证明文的作用之大，再举《诗经》、《楚辞》作为范例，具体说明文的作用，然后以设问形式将论点深化，指出文若是不虚美、不隐恶，则和史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其作者也能够与以直笔著称的南史、董狐并列。从而完成了一个较周密的论证过程。
    《史通》还注意到论据的真实性问题。刘知几认为，某些史事记载不可靠是必然的，“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己，人所不能免也。”（17）即使某些历史文件也未必为真，一些文告诏令只是做门面而已，“本不施行”。（18）因此，知几时有对所运用的论据的审核考辨。《史通》利用晋世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汲冢琐语》、《竹书纪年》等，纠正前史某些记载，提出新的看法。如指出尧、舜、禹禅让之事不可信，（19）指出关于晋国史事的记载，《左传》不如《汲冢琐语》和《竹书纪年》来得可靠，因为前者是“传闻”，左丘明以鲁人记晋史；后者是“所见”，本国人记本国事。（20）这实际上注意到了史料来源的直接和间接差别问题。另外，《採撰》以具体例证分析了虚假、诡妄记载的表现种类及出现的原因，表现出刘氏较强的史料考辨能力。
    五、不畏权威，有破有立。
    《史通》之发论以批评为主，而批评又以猛烈居多。对于一般史家批评之严厉自不待言，即使对一些较为人们公认的良史，批评也相当尖锐，毫不留情。如《人物》指责司马迁在编排《史记》列传顺序时，“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指责班固《汉书》立传遗漏薄昭、杨仆等人，“能无惜乎？”指责陈寿《三国志》不为桓范、张仲景立传，“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孔子及儒家经典在封建文化中是具有相当权威的。《史通》虽然也予以推崇，甚至有不少的夸张赞美之辞，但并未达到完全迷信的程度，而是抱有圣人亦不能无过的清醒认识。因而在《疑古》、《惑经》两篇专门讨论孔子及儒家经典的错谬之处。指出《尚书》、《论语》的记载有十条可疑之处，《春秋》有十二处不可理解，并批评一些后世史家盲目崇拜、无原则吹捧孔子及儒家经典的五种“虚美”之语。
    《史通》甚至敢于直斥本朝史臣及其所修史书。《品藻》批评魏徵等撰《隋书》列传人物分类不当。《本纪》批评李百药《北齐书》本纪所载内容繁杂。《杂说下》明确指责说：“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体。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祀矣。”
    《史通》几乎对每一提到的史书、史家都有批评，并且往往用语尖厉，以至遭到不少后世史家指责。宋代史臣称刘氏“工诃古人”，（21）明人郭延年称，“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22）今人亦有认为《史通》着重于批评前人，缺少著者正面、系统的主张。细察《史通》全书，虽有某些过激之论，尖刻之言，但总的看来是有破有立，即不光是破坏，亦有建设。对于他所评论的史书、史家等，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是批评，但谈到另外一些问题时则又是赞扬，对于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人及其所修史书无不如此，既不一味肯定，也不全盘否定。在谈到史书体例及编纂技术方面的问题，每批评一种错误作法，亦相应指出正确的作法。如关于书法，他认为应取消《天文志》。《艺文志》也可取消，否则应只记当代书籍。《五行志》应删除与人事无关的内容。又主张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破与立均阐说理由。《史通》同时指出某部史书优点、缺点的例子也不少，如云：“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