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因事立言，辩证论评。
    《史通》就同一对象多次发表评论时，往往用语和观点有变化，其中有些属于逻辑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自相矛盾，本文暂不探讨，而有些情况则属于评论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所造成。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针对不同的倾向，《史通》随时修正自己的观点的侧重方向，有一些认识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想。
    对同一问题分析理解角度不同，因而说法有异。《叙事》云：“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核才》又云：“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这说明知几对孔子之语并不僵化地理解。前者所言是从文与史的统一性方面来理解，强调文与史有密切的联系，离开了文，史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特性和任务。后者所言是从文与史各具的特殊性方面来理解，强调文与史已从最初的合一发展为显明的区别。孔子原话见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本意是指君子对质朴和文采要把握适度。刘知几对此语从文史相辅和文史有别二个角度进行发挥，既较恰当地阐明了文史关系，从根本上上说又未失孔子之本意。
    所针对的问题，倾向不同，因而说法有异。以对《尚书》、《春秋》的评论为例。《叙事》针对经与史之关系发论，则评价甚高，称其“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为述者之冠冕。”然而《疑古》针对世人对孔子所修儒家经典的迷信，则又对《尚书》评价甚低，“《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六家》又批评后人效法《尚书》之作不适合社会需要，“必翦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
    又如针对近世史书记载不实的问题，《浮词》篇批评道：“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求诸近史，此类尤多。”《曲笔》更直截了当地说：“古之书事也，今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这里贬斥的是近现代史书，推崇的是古代史书。然而针对人们的贵古贱今倾向，《疑古》又云：“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这里贬斥的是古代史书，推崇的是近世史书。所以，假如不顾及知几发论的具体针对性，是很难理解上述相左之观点的。
    总体评价和局部评价有别，因而说法有异。《史通》多次赞扬王劭及其史著。《直书》称“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言语》也赞其“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并且还不满于世人之抨击王劭，“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按：宋孝王、王劭），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但《六家》却认为王劭之受讥是理所当然的，“如君懋（按：王劭）《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杂说上》甚至说“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这是否前后两说自相矛盾呢？不是的。察《史通》对王劭及其史著的所有评论，总体评价是相当高的，但也不讳言其缺失。上面所举批评之语并不是总体否定，而是具体指出其著《隋书》模仿《尚书》之体不成功，另外在记事中有喜论人琐碎事之缺点以讦为直，这是不足取的。对班固的评价也是这样。《六家》肯定了班固及《汉书》的重要地位，“《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浩繁之六家史书，经“时移世异”，“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又赞扬《汉书》的编写，“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杂说下》云“史者固为以好善为主，”班固正属于“史之好善者”。但《曲笔》则痛斥说：“班固受金而始书，……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综合来看，前面所引为基本评价，后面所引为专就“受金”一事而发论。所以对《史通》所论应作总的评价和局部评价之区分，否则自然会产生其一部分评论否定另一部分评论之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