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区分类聚，纲举目张之评论，诸如：
    《史官建置》：“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疑古》：“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
    《杂述》：杂史之作“其流有十焉，……”
    《忤时》：史局之弊，“其不可有五故也，……”
    《五行志错误》：“今辄条其错缪，定为四科，……又于四科之中，疏为杂目，类聚区分，编次如后，……”
    可见刘知几之评论，主观上有很强的举纲带目意识，这与他一贯的治史风格一致。他少年读史即注重“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③他自述对以往大量史书并不是泛泛涉猎，囫囵吞下，而是抓主要脉络，进而求全面理解，“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④没有这个特点，《史通》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建立。
    三、论、史结合，援古证今。
    《史通》在评论某一史学问题时，很少孤立地探讨，而是溯源察流，援古证今，将史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史通》之定名，即含有通贯史学之意。刘知几认为史家需有“通鉴”之识，他批评某些史家“识无通鉴”，⑤批评《隋书》美魏澹而讥王劭，“岂所谓通鉴乎？”⑥
    论史注，则指出其源流，“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⑦
    论表历，亦先阐说其来历，“盖谱之建名，起于周氏。表之所作，因谱象形。”⑧
    论志书，仍首述其所本，“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⑨
    《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更是史与论结合的杰作。前者从远古时黄帝史官开始，依次述论周、秦、西汉、新莽、东汉、曹魏、晋、宋、齐、梁、陈和蜀、吴、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初的史职演变。后者从结绳记事谈到传说中的史书，再谈到可以考见的最早史书，接着依次述论历代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勾勒出一条较清晰的古今正史发展线索。这两篇既是史的研究，又是论点的阐说，以史证论，以论统史，史与论相互为用。
    《史通》对某些史书的评论还和近现代政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尚书》关于尧、舜禅让之说不可靠，因为《汲冢琐语》曾载舜放逐尧。《山海经》亦载尧子丹朱曾为帝。于是他进一步结合历史常见的争夺帝位惯例作出推断：“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⑩《疑古》篇中多次征引历史来加强对史书的评论，如“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观夫近古篡夺，……”“亦犹近代之有……”“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等。刘氏在史局曾遭排挤，又经历了唐初宫廷政变频繁时期，因此对历史上政争事例观察颇为深入，从而又增加了对史书的透视力。
    四、言而有证，论据双重。
    《史通》不以空言来展示自己的观点，而是借助于丰富的论据进行归纳和演释。其所运用的论据主要是两大类。
    第一大类论据是孔子及儒家经典之语。《史通》产生的年代是儒、道、佛并立时期，三教既对立斗争，又走向合流。但道、佛两家对《史通》影响甚微，《史通》基本上是儒家思想色彩。初步统计，《史通》作为立论根据而引用孔子《论语》之言二十五处，在推崇的意义上引用《五经》之语十二处。这是由于刘知几认为，儒家经典“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11）“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12）因而《史通》经常以孔子及儒家经典之语作为自己论点的理论依据，如《曲笔》开首云：“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刘知几以《论语》、《春秋》之言为据，论证了某些曲笔的合理性，认为对于那些有损君、亲形象之事，可以隐讳不言，是为维护名教所必需。这反映了刘知几的直笔主张有很大的局限性。此论点亦是贯穿《史通》全书的基本论点之一。《史通》在引经据典时往往还加以引申发挥，如：“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类，何相去之远哉？”（13）很自然地将儒者分类的论点转变为史家分类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