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通志》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考虑。一是从怎样的角度，也就是从怎样的方位来认识这部史学名著。用“泥考据者”的考据家的眼光和“溺文辞”的词章家的尺度去审视《通志》，是看不到其中的精义。章学诚指出这一点，他是从史学的通识和“发凡起例”的卓识名理上，肯定郑樵和《通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①梁启超是把郑樵和刘知几、章学诚联系起来讨论，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他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份，而史学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②梁启超注意到郑樵史学批评，但侧重点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肯定郑樵的。六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写的《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是一篇重要文章。文章指出章学诚推重郑樵“多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着眼。近代个别学者对于郑樵，又是从所谓‘方法’上着眼。其实，郑樵的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也都同样包含有优秀的遗产”。③文章着重阐明“郑樵对刘知几批判精神的发扬”。这给以后的研究者以启迪，要从史学思想的批评史上来进一步研究《通志》。从这样的角度继续探讨下去，我们会发现这部历史著作的价值应当给予更多的估定。
    评价《通志》的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是要把这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前研究《通志》有一个缺陷，就是把这部著作打成两截，把书中的二十略和其它部份割裂开来。梁启超也说，《通志》二十略以外“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我过去对此作过辨析，④今天看来还不够，不能停留在讨论《通志》中年谱、纪、传等部份有没有特色上面，还要从《通史》全貌上来探讨郑樵的史学思想，讨论郑樵史学批评的特征。
    一、批评的视角：开学者见识之门户
    在《通志》中，郑樵对前代大史学家几乎都有评论。他推崇孔子，但对《论语》有微词，认为这是一本“空言著书”的著作，而且对后来的学风有不好的影响。司马谈，司马迁在郑樵的眼光里是孔子五百年后的大著述家。《史记》是“六经之后”最重要的著作，“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⑤但这部书有两点值得批评。一是限于客观条件，司马迁修史见到的书不多，因此《史记》有“博不足”的遗恨。二是司马迁写史的语言风格上没有统一，又“间有俚语”，因此又有“雅不足”的遗恨。
    郑樵对班固和《汉书》的批评最多。归结起来是这几个方面。一是他割断历史的联系，“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人们从这种史书中无法了解古今制度的“损益”情况。二是宣传“汉绍尧运”一套的无稽之谈。三是班固把古今人物分成九等，写出《古今人表》，失却了司马迁观盛衰的作史表的宗旨。四是，班固“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⑥，这表现在《汉书》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记》，自昭帝至平帝的记载“资于贾逵、刘歆。”并且是班昭使《汉书》完篇。其次，《汉书》中的《艺文志》写得好，但《艺文志》出于《七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⑦另外，班氏对一代典制也不了解。
    董仲舒、刘向、刘歆宣传灾祥理论，其影响很坏。刘向、歆不重视图谱，使图谱这门学问失传，他们是有责任的。⑧范晔、陈寿缺乏创造性，沿袭班固的路数去写史。魏晋南北朝唐初史臣没有纠正断代史的缺失，另外他们搞任意褒贬美刺也受到郑樵的批评。刘知几不应该“尊班而抑马”，他和司马迁都“不通姓氏之学”，他们写的书在这方面有不少错误。⑨欧阳修写《新唐书》的表，把未经审定的谱谍的材料收进去，谱谍是“私家冒荣之书”⑩，不能作为信史看待。有些史书在纪年上“用岁阳岁阴之名”（11），使史文更加繁琐。司马光写《通鉴》就有这种毛病。此外郑樵对颜师古等史家也有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