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中的《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也是郑樵的创造。《校雠略》讲类例，明学术。《图谱略》指出图谱对于理解各种学术典制方面的知识的重要性。他说：“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40）这就是说只有从事物原来的意义上理解了经籍的记载，才可使知识成为有用的东西。《金石略》阐明了通金石学问，增加了对古代典制认识的材料，同时在接触这些实物中，可以受到一代大典的熏陶，“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K19201.jpg}，可见唐人之典。”（41）郑樵说：“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学跂慕古人之心，使得亲见其面而闻其言，何患不与之俱化乎！”（42）
    《天文略》、《灾祥略》从类目上看，算不得新创。但《通志》设此二略和前史有关的书志相比较，又有新的含义、新的思想。郑樵写《天文略》的目的是“正欲学者识垂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天人相关的“占侯之说”这种妖妄之源。（43）《灾祥略》说明灾异理论是一种欺天的妖学。这种理论世世相承，使人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削去这种妖学，才可以明“王道。”（44）
    郑樵在《寄方礼部》书中谈到他学术研究的旨意。一是解除后儒加在六经上面的种种蔽障；二是说明只有研究实际事物，才可以认识六经内容的真实意义。三是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才可以弄清儒家经籍本来的思想。（45）这可以说是对他写二十略的目的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
    唐朝杜佑重视历史上典章经制在致用上的意义，他写《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46）从典章经制的角度来谈史学的作用，这一点，郑樵和杜佑思想相通。但杜佑重礼制，首食货，强调直接“施政”。而郑樵推重学术，以为解除各种加在经籍典制材料上的蔽障，是首要的问题。清人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7）又说：“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48）重视政典的经世意义，又把六经看作是先王之政典，就这一点说，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和郑樵的论述也是相通的。而郑樵推重由学术明六经，而章学诚从理论阐发大道，主张“切民用”，因此章学诚的思想较之郑樵的观点又前进了一步。
    三、《通志》：郑樵史学思想的实践
    我认为讨论一个史家的史学批评，一要看他从怎样的角度提出问题，是执着六经的教条来批评前人的史学工作呢，还是突破儒家的教条来评品前代的史学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其次，要看他在批评中表达自己怎样的思想？他的思想、理论和前人的思想有怎样的联结？他的理论达到怎样的深度和高度？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是，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在修史研史中实践自己的主张？这是他的史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如果从这三方面着眼，把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通志》割裂开来，把二十略和二十略以外的部份当作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这样事实出发，郑樵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就会有新的估价。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家以清醒的意识批评前人史学，并且提出开阔而又丰富的理论是不多的。进而把史学理论用于治史实践中，写出钜制鸿篇，这样的史家寥若晨星，更是少见。
    《通志》全书反映出郑樵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历史是前后相因的联系过程。《通志》和《史记》相比较，突出的是《通志》写了人类最初的历史。就所处的时代来说，郑樵能见到有关人类最初历史的材料，并不比司马迁多，但他对各种材料了恰当的处理，增写了这部份内容。他说：“臣又按，太史公作《五帝纪》择其雅言而书，臣今采诸家之言，而以雅者为经，其不典之言，列于篇后以备记载，非传信也。其诞而野如盘古者则亦不书。”（49）在行文中又有更细致的处理，他说：“臣之所志在于传信，其有传疑者，则降而书之，以备记载”（50）就是说可信的“雅驯之言”材料作书中主干，有怀疑的材料在写时降一格处理，或将“不典之言”材料置于篇后。第三部份材料即荒诞不经的则不收。
    郑樵对人类的产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人是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他说：“人与虫鱼禽兽同物，同物者，同为动物也。”“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虫鱼禽兽者：虫鱼禽兽动而俯，人，动而仰；兽有四肢而衡行，人有四肢而从行。”（51）人与动物同类，但人比虫鱼禽兽高级，在于人“动而仰”“人有四肢而从行”，也就是人的直立行走造成人与动物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