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最初社会的变化，郑樵综合了先秦文献材料作了描述。他说：
    “臣谨按三皇伏羲但称氏，神农始称帝，尧舜始称国。自上古至夏商皆称名，至周始称諡，而称氏者，三皇以来未尝废也。年代则称纪。
    厥初生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亦谓之始君，言君臣之道于是乎始也。有天下百余代。民知巢居未知熟食，燧人氏出焉，观星辰而察五木，知空有火丽木则明，故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之利，号燧人氏。以夫燧者，火之所生也。时无文字，未有甲历纪年。始作结绳之政而立传教之台。始为日中之市而兴交易之道。亦谓之遂皇。或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以施政教，此亦钦若昊天以授民时之义。……”（52）
    《通志》开卷这段文字和《周易·系辞》比较，少了神道设教的说明。司马光《稽古录》卷首也写了伏羲氏，而他重视的是伏羲“以木德继天而王”，说明皇权天授的由来。郑樵描述和《韩非子·五蠹》篇相比较，以及和唐人柳宗元在《贞符》中的叙述作比较，是增多了文字的产生等内容。《通志》这段叙述，把人类最初社会看作是从穴居野处开始又不断进化的过程，这是一。其二，人类最早的历史也是有阶段性的变化，这反映在姓氏学上是称氏、称帝、称国、称名、称諡的不同。其三，文字、文化及交易是历史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可以看出，郑樵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先秦思想家的历史进化的观点。
    《通志》的《年谱》以表谱的形式反映出自三皇至唐高祖武德元年的历史相因依的联系。郑樵说：“为谱所以洞察古今”（53），是深达前人创史表的用意。
    在纪传部份中，一是增写一些内容，如春秋时期的一些人物传。二是综合众史，细心经营，削去重复，择善而从，反映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质。
    《通志》强调典制的“损益因革”，这是郑樵对客观历史过程又一重要的观点。郑樵引杜佑的议论，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贵在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54）就是说古今典制有沿有革，后世不能完全按着古代制度行事。郑樵在按语中着重引用杜佑这段议论，（55）表明了他的观点。《氏族略》、《器服略》、《諡略》等也都注意写出制度变化的事实，“世有变改，异制殊状，今略举沿革”（56）
    郑樵对灾祥理论批评，称灾祥理论是“妖学”，把“汉绍尧运”的神秘观点称之为“无稽之谈”。这表明他否认是天或神决定历史的兴衰。《通志》除在《天文略》、《灾祥略》中阐发自己的看法，《通志》的《前汉纪》前面，郑樵加了很长的按语，从姓氏学的角度，论说了刘邦称自己是陶唐氏之后是毫无根据。郑樵说：“高帝起于微贱，不知族世。且亲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諡昭灵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但以居丰，呼为丰公，如此，则汉家祖弥可谓荒唐矣。”（57）这样看来，刘邦连祖先都弄不清楚，怎么能说是尧的后代？西汉初期，刘邦搞了不少闹剧，“泛祭其祖”。“诸儒又从而推之，以陶唐为火德，汉承尧运，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运，得天统者，何哉？”（58）这一套把戏都是“诸儒编出来的。遗憾的是，《通志》没有把前代正史中宣扬灾祥说和神化皇帝的内容都删掉。
    郑樵反对主观任情褒贬的主张在《通志》全书中得到了贯彻。一是削去《岛夷传》《索虏传》等含有褒贬意味的名称。二是《通志》的纪传中有不少按语，这些按语或是考订事实或是辨论事件、制度渊源，或者增写有关情节内容等，都是没有褒贬美刺的论赞式的文字。三是，尊重正史的材料，除论赞外，很少作大量的删节。他说：“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58）这表明他求实的思想。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拘泥于“即其旧文”，因此许多糟粕又移到《通志》中去。同时他没有象司马光那样对前代正史材料作过细的考订，因而又削弱了自己的求实思想。
    史学批评会给史坛带来生气、活力。郑樵又用史学批评的理论指导撰写史书，表现出开拓者的气魄和毅力。郑樵史学在那个时代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应，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他这样做了，用实实在在的作品显示出发展史学的道路。《通志》是郑樵史学思想实践的产物。用全方位的眼光认识《通志》，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会得到某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