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评论历代史家、史书就主要方面来说是对的，要求也相当苛严。为此，郑樵招来不少非难和指责。南宋的学者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郑樵“博物洽闻，然颇迂僻”（12）“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13）南宋末年的马端临说郑樵是“讥诋前人，高自称许”（14）。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戴震、周中孚等对郑樵在《通志》中评论史家的意见很反感，说他“大言欺人”（15）“贼经害道”。（16）有的人这样说：“（郑）樵独以博洽著称，傲睨一世，纵论秦汉以来著述家，鲜有当其意者”。（17）这种情况，用章学诚的话来说，他们对郑樵是“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18）
    郑樵受到猛烈的排击，要作分析。郑樵认为人们对《诗》、《春秋》理解不正确，是由于儒生在“解经”时加上一层蔽障，他批评这些儒生是不得已的，说：“岂孤寒小子欲斥先贤而为此轻薄之行哉！”（19）这里我们还可以引用郑樵自己的话，说明他学术批评的用心。他说：“臣今论此，非好攻古人也。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使是非不杂揉其间，故所得则精，所见则明。”（20）这里的“非好攻古人，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的话，很能说明《通志》中史学批评具有的学术上的清醒意识。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当时学术状况是“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儒学之弊，至此而极。”所以，“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从怎样的观点出发也就清楚了。梁启超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21）这很恰当况说明郑樵史学批评价值所在。
    二、批评的理论：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中介”地位
    郑樵在《通志》中的史学批评，反映了对客观历史的看法。他是把历史当作一个有联系又有所变化的过程。《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这句话很重要，也是研究郑樵史学的人最注意的材料。但只抓住这一点还不能全面反映他对历史的看法。综合各种材料看，郑樵认为历史的联系有三种情况。一是人类社会的外部条件没有什么变化。《通志·总序》说：“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二是历史事件前后有相因的联系，三是各代的制度相因，也有损益，他引用孔子话来阐明：“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是从三个方面说明写通史重要。由第一个方面说，写通史，可避免重复。由后面两点来看，通史可以恰当地反映出历史的相因与损益。班固著《汉书》“且谓汉绍尧运”“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这就把历史自身联系打断了。所以评价郑樵，如果就现象争论通史、断代史的优劣，是虽读《通志》书，而不解其中味。
    郑樵否认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支配人间的历史变化，批判了灾祥理论，认为“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22）《通志》对神意的史观揭露的深刻性还在于，郑樵把这种理论兴起、变化到没落作了历史的说明。他说：“谶纬之学起于前汉，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王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隋炀帝发使四方，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至是无复有其学。”（23）唐以后灾祥理论流传也没有绝迹，但郑樵从学术变化说明了谶纬学说的兴衰与政治变动相联系，也和“俗儒趋时”有关，这种理论是人为的，并不能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
    郑樵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还反映在对“春秋笔法”和僭伪正统争论的看法上。所谓“春秋笔法”是后儒造出来的“欺人之说”，郑樵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已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24）他主张史家写史不能搞任情褒贬美刺，说：“史文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肖、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25）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正统论”，史家把辨正闰作为修史的重要原则。由于这个问题上认识的混乱，从而造成许多缪误。郑樵没有直接提到正统论的问题，但是，他在批评主观褒贬作法时，涉及到这个问题，认为史书中用盗寇僭伪指对立的一方，是不符合事实，说：“曹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者，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