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统系正朔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主统治下的历史应该怎样写？可不可以为女主写本纪？郑樵对这个问题回答是：
    “臣谨按，吕后、唐武之后立纪，议者纷纭不已。殊不知，纪者，编年之书也。若吕后之纪不立，则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纪不立，则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实义，徒事虚言，史家之大患也。”（27）
    郑樵对客观历史联系的看法，反对灾异的学说，反对用三统五运说解释历史的变化，批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反映出的种种观点，这在中世纪史坛上，确是“开学者见识之门户”。近人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循环历史观点的批判，对春秋笔法，正统论进行抨击，比郑樵的批评更为周全。他用达尔文进化思想说明历史发展有进化的“公理公例”，这又比郑渔仲看法前进了一步，更接近于科学。但是他们有着相似点。可以看出郑樵史学批评的理论是中国古代至近代二千年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中介”环节。
    在史学功能问题上，郑樵强调史学的实用性，提倡“实学”。这种实用性体现在历史典章经制记载对治理国家的意义。说：“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28）他给历史下定义是“夫史者，国之大典也”，可以看出他对史学致用问题的理解。《通志》中“二十略”是郑樵用力最多的部份，也是其得意之处，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29）郑樵冶史的重点和他对学功能的理解有关系。
    但是郑樵的“实学”治史的思想又有其时代特点和自身特有的色彩。首先，他把实学作为和义理之学的对立面提出来，批评当时理学家的学风。他说：“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涂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30）
    其次，要使典制经籍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一个前提是要除掉后儒解经时制造出的迷雾，这是他“开学者见识之门户”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他的二十略和前代史书的志书相比较，是研究了新的课题，而这些新课题的研究，又是为使人们更好认识儒家经籍。以前常说郑樵的二十略扩大了历史的研究范围，仅仅说到这一层还不够，还应当深入一步看看他开拓这些领域的用心是什么。
    《通志》的《氏族略》研究古今的姓氏之学的发展。昧于姓氏之学，史书记载会产生错误，历代有关姓氏典籍造成许多混乱与怨望，多是不知“澄本正源”（31）。《六书略》、《七音略》把文字音韵知识作为史学研究对象，是郑氏的创造。郑樵所以这样做，是有他的用意。他说：“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籍六经。六经之作，惟务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32）又说：“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33）这就是说，通文字才能“明六经”知“圣人之道”。同时，“要明书，不可以不识文字音韵。”（34）《通志》作《七音略》是要使“学者尽传其学，然后能周宣宣尼之书。”（35）
    《通志》在“礼”的部份中增加《諡略》，郑樵写这一略的意图在说明《春秋》是一部纪实事的书，说《春秋》行褒贬的理论是后儒作的手脚。郑樵说：“呜呼，《春秋》纪实事而褒贬之说行，諡法别昭穆而美刺之说行。当其时已纷纭矣，后之人何独不然？臣恐褒贬之说不已，则《春秋》或几乎息矣。于是作《春秋考》、《春秋传》。又恐美刺之说不已，则周公之意其亡矣。夫于是作《諡法》。”（36）在《器服略》中强调了解古代礼制内容、研究实物的重要意义。在《乐略》中，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要从诗的本源上来谈诗，“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37）
    《通志》中列有《昆虫草木略》，也是别的史书所没有的，为郑樵之创造。这一略的意义也还是“明经”，是孔子说的学诗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用意。郑樵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38）不了解实际事物，也就不能注释儒家经籍。那些腐儒、陋儒的解说是不达诗书之旨，非实学，是“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