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横通，指的是一种广博的包揽度。刘知几自言其《史通》一书“其为网罗者密矣”。“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34）事实上也确如刘知几所言，《史通》一书四十九篇，所论极广。如史官、史籍之概况；史注的几种形式；史料之收集和鉴别；论及史书撰述之体例和技巧；史家个人所应具备的修养；还批判了当时最为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论述时既有理论又有实例，既总结了过去，又指导了未来，实不愧为中国历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刘知几这种网罗广大的横通，不仅表现在《史通》一书的内容广博上，也表现在他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如赞《史记》“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且“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36）又如他在对历代史书的撰述进行探讨时，也是尽力涉及有关史书撰述的一切问题等等。
    综上所论，我们似可断定：正因为刘知几在《史通》中采用了追本溯源的纵通和网罗广大的横通这两种方法去阐述和分析中唐以前的史学，才使得《史通》一书能成为一部网罗宏富、条理清晰、理论分析较强，对后人颇有启示的史学评论名著。
    四、以“通识”作为评价史书的主旨
    《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从刘知几对以往史书的具体评论中，我们可知“通识”是刘知几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主旨。
    刘知几对史书进行评价时，总是极力反对史家在撰史时过多地重复前人的劳动。如他批评历代修艺文志者总是“篇目如旧，频繁互出”，尤责《隋书·经籍志》“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37）。他认为若“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则好比“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38）。他反对史家把“诙谐小辨或神鬼怪物”等写入史书，认为这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他还反对史家取材不严于考证，把“郡国之记，谱谍之书”中那些“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的不实之事，全搬入史书。如江东五隽，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39）。同时大力提倡史家用晦，把“文约事丰”视为史之大美者。于是他针对“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言，日伤烦富”，至于晋更是“流岩逾远”，甚至“一行之间，必缪增数字，只纸之内，恒虚费数行”（40）的不良风气。他特地在《史通》中辟《点烦》篇，举例点去了《孔子家语》、《史记》、《汉书》、《新晋书》、《十六国春秋》等之烦文，以“使观者易悟”（41），并赞《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这一切都无不说明刘知几反对在史书中堆积过多无新意、不雅正、不真实的材料，崇尚“文约而事丰”（42）。他希望史家在写史时皆如班固做《汉书》所择史料“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求史家具有从大量史料中选择出典型有用的史料，把它融会贯通，“混成一录”（43），用最简洁的语言写入史书的能力。这也就是说，是否能在广博的基础上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由博返约是刘知几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标准。
    除了以广博而能返约的融会贯通做为衡量一部史书优劣的标准之外，刘知几还很注意从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去寻找评价史书优劣的尺度。如他从“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部其职”，而变为《左传》的“言之与事，同在传中”，“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再往下发展，到《史记》、《汉书》时出现了“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甚至有“唯止录言，罕逢载事”的几次质变中认识到，近世文辞益多，史书有载之不可胜载之势。他主张于纪传体史书中增设“制册章表书”，把一些长篇大论的文辞收入其中，以达到“存恢博”（44）而又不伤害史书记事之行文的目的。又如他从上古至唐，人们言语的几次变化中，认识到语言是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主张史家在写史时应顺应这种变化，反对“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使得史书记载中出现了“今古不纯，真伪相乱”的局面。亦反对魏收等人背离中原真实情况“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甚至“妄益文彩，虚加风物”，“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之元封的作法。”（45）。而这种从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寻找评价史书的尺度的思想，实质上也是一种纵贯而知变化的通识观。
    然而，广博而能返约的融会贯通及纵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变化观虽是刘知几衡量一部史书优劣的主要标准，但却不是他史学评价的最终主旨。他史学评价的最终主旨是在广博而有返约、纵贯而知变化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也正是他求通之目的所在。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史通》必须在“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的基础上达到“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46）。也正因为如此，故他把梁武《通史》、元晖科录、李延寿《南北史》等诸部在他看来徒有通史之名，而实质上“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可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的史书斥之为“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47）。而对《汉书》这一在他看来既能”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则纵贯而知废兴之变化，又能“包举一代”，“言皆精炼，事甚该密”（48），则“文约而事丰”（49）。更重要的是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并在严谨和完善纪传体的体例上多有所为，如“不为世家，改书名曰志”，（50）完善书志体等等，则亦能“成一家之言”却大加赞赏。
    这说明了，刘知几并非一味反对通史和无条件地赞美断代史。与其说他对《史记》以后几部通史的责斥和对班固断代史的赞扬是不主“通”，不如说他是反对没有见识的汇杂似的通；赞颂广博而能返约的融会贯通，赞颂纵贯而知变化的贯通，赞颂那种能在此基础上“成一家之言”的有见识的通。因此，刘知几虽确如陈先生所言“不主通史”（51），可这并不能证明刘知几反对“通”，这不过是刘知几史书评价主旨的又一反映。在刘知几看来，苟非命世大才，是无法写成一部网罗宏富，贯通古今，能“成一家之言”的好通史的，而作断代史，史家可把有限的精力和才识放在有限范围内，这也就相对地易做到博而融会贯通，容易做到纵贯而知变化，相对地容易做到“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