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各家史著改造重构的做法，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东汉荀悦取班固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汉纪》，宋代袁枢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编为《通鉴纪事本末》等，皆为成功之例，但象《左传》这部史书曾经如此众多人手改编，在我国学术史上实属罕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后人对《左传》的改编，不同于《汉纪》、《通鉴纪事本末》那样对原著自行剪裁取舍，另铸新体的做法，《左传》的改编者们大凡遵循一条原则，用明人章太吉《左记自序》的话来说：“虽割裂（《左传》原文）之罪无所逃，而实不敢笔削一字”。吴闿生亦曰：“于《左氏》原文无一字增损，但为之移易次第，分别联缀而已”。（12）皆力求忠实于原著，不肯随意增削损益原文。其实，卑自锋椒，虞卿就是如此改编《左传》的，西汉学者刘向的《别录》将《铎氏微》、《虞氏春秋》二书一律改称为《抄撮》（13），顾名思义，可见铎、虞二氏仅仅是抄撮《左氏》有关文字联缀成篇，辑之成书。仅凭对《左传》原文分别移录拼接，可以“灿然成文”（章太吉语），联缀为“纪事本末体”篇章，便足以表明《左传》里“前前后后互有联系的片段记事”，本来就具有纪事本末的性质与特点。然而，用这种方式改编《左传》而成的诸书，皆未取得尽满人意的结果。章冲的《事类始末》算是久负盛名的，然章氏承认其书“有当省文，亦有裂字摘句，联累成文者”（14）。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曾被《四库提要》誉为“后来居上”者，但高氏凡遇到《左传》有“一《传》关涉数事者，其文不得不重见，则随其事之主而为文之详略”（15）。所谓“于《左氏》原文无一字增损，但为之移易次第，分别联缀”的做法，实际上往往行不通。因此所有改编《左传》所成之书（包括吴闿生的《左传微》），割裂挦扯，遗漏重见，顾此失彼之弊，开卷可见，比比皆是。照吴闿生的想法，《左传》原是些单篇文字，被后人割散比附《春秋》年月，那将所有被割散编年的片断依例类合并还原，岂非易如反掌？但这不过是一种想当然而已，吴氏因有“不能遽还《左氏》旧观”之叹。
    《左传》的改编者们之所以一无例外地遇到同样的障碍，在于他们对《左传》的组织结构缺乏全面的认识，亦未了解“分年散见，隔《传》相接”这种叙事形式的复杂性，企图以偏概全，简单地按“纪事本末体”来改编原书，使之一体化，自然难以取得成功。而前人改编《左传》的经验得失，对于我们研讨其书“分年散见，隔《传》相接”叙事之例，无疑是大有启发帮助的。
    2、以上，我们着重讨论了前人按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的得失， 由此不难看出“分年散见，隔《传》相接”叙事形式具有纪事本末和编年体双重性质和特点，它是《左传》的一种独特的叙事之例。下面，我们再作具体的实例分析，先从“隔《传》相接”这方面谈起。
    以《左传》成公十三、十五、十六年所记“曹子臧返国”事为例，此事大致经过是：成公十三年，晋秦战于麻隧。曹宣公作为晋国盟军参战，后死于军中。曹国派公子时欣（子臧）接回宣公尸体。其秋，公子负刍杀宣公太子篡夺君位（即曹成公），诸侯欲讨伐曹。因曹人在对秦作战时有功，晋国表示待后再行讨伐。冬，曹人葬宣公。此后子臧欲去曹，引起国内动乱。曹成公恐惧，自认罪过并挽留子臧，曹国遂安定下来。十五年春，晋会诸侯于戚，伐曹，拘捕成公，曹立子臧为曹君。子臧拒绝接受，逃往宋。十六年秋，晋会诸侯于沙随，曹人两次请求释放成公，使子臧回国，以纡国难。晋人劝说子臧返回并答应释放曹成公。子臧归国后，交出封邑爵位，不再出仕。此事分成五段散编在成公十三、十五、十六三年之中，但可以看出，这五个片段互有联系，不仅故事情节连贯，首尾完整，而且各上下片段间行文的过渡配合都流畅紧密。如成公十三年一段，有“诸侯乃请讨之（指曹国），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侯他年”几句。“其役之劳”句上承“麻隧之役”事，“请侯他年”句则启十五年春伐曹，执曹成公之文。又如十五年《传》“子臧反国”一段，有“曹人复请于晋”句，此言“复”，乃紧应同年秋曹人第一次请于晋。前后照映，文意完足，事虽分五段散置三年之中，仍给人以峰断云连，前后蝉接之感。
    成公七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所记的“卫孙、宁立废”事，主要内容是与卫国国君献公与大臣孙林父、宁戚之间的斗争。卫献公一度被驱逐，亡命在外数年，后又返国复位。此事背景相当复杂，卫国君臣矛盾之中又交织着晋、齐两大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本事始末长达三十四年之久，从其叙事来看，是典型的“隔《传》相接”之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成公七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这三十四年间《春秋》、《左传》所记卫国事之同异作一番比较并略加说明：
    （1）这三十四年间，《春秋》所记卫国参与诸侯间活动共计三十六次， 这次活动大多为诸侯征伐会盟。《左传》对此均有所反映。但这三十六事中并无单独记卫国之事处，《左传》只将卫国活动附记在主要诸侯国（多是晋国）之事中。因此，这三十六事都不能视为“卫孙、宁废立”本事的组成部分。
    （2）《春秋》单独记有卫事共计二十四条。 其中除一二无关大局者外（如襄公二十九年的“卫侯衍卒”、“葬卫献公”）《左传》皆有相应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所记卫事若与“孙、宁废立”事不相干者，《传》则多为空疏无物的解《经》语，实等于无《传》（16）。而《春秋》所记与“孙、宁废立”有关者，《传》必详具事实，且较集中地出现在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亡和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献公复国这两个关键时刻。这几年所记“孙、宁废立”事之《传》文合计，约占其本事全文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另外，《左传》还常借《春秋》事题来写与“孙、宁废立”本事相关的内容。例如襄公七年《经》“冬十月，卫献使孙林父来聘”。此条本与“孙、宁废立”本事无关，而《左传》却移花接木，着重写孙林父聘鲁时骄横无礼，见其跋扈不臣之气。杜注曰：“为十四年孙林父逐君起本，”所见甚是。这是《左传》作者惯用的手法。
    （3）《左传》另增《春秋》未载之卫事共计八条。（此属后人所谓“有《传》无《经》”者。）这三十四年中增补的卫事，如襄公十四年“晋师旷论卫人出其君（献公）”、二十年的“宁殖嘱宁喜纳君（献公）”等等，皆系“孙、宁废立”本事重要环节或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