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二千年史学的演变
    在中国史学史上，自孔子起，就提出“史义”的问题。但从理论上对“史义”着重进行阐述，章学诚实为第一人。《文史通义》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检讨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了更加深层的认识。其标志是：特别重视从“史义”，即观点、内容着眼，总结史学发展的利弊得失。《文史通义》的写作目的，就是为挽救史义被淹没的严重积弊而作。对此，他说得很明确：“获麟而后，迁、固极着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①史义被淹没，便是“史学废绝”。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于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盛行，史家的别识心裁和创造力被窒息，造成了史学的灾难。史学要存在、要发展，必须恢复并发挥“史义”的指导作用。把“史义”、“史识”作为决定史学存亡兴衰的关键问题来论述，这是传统史学后期理论探索的显着特点，比起《史通》来是重大的发展。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几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尚书》一变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以上论述集中见于《文史通义》《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尤其是，章学诚指出由于后代修史窒息了史家的别识心裁，造成祸患无穷，更是打中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要害所在。
    章学诚认为，要挽救后代修史这样严重的弊病，就必须明确和贯彻史义对史事，史文的指导、统帅作用。正象迷路的人，为了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章学诚要求返朴归真，回到对史学创始时期加以分析。如他所说：“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②书中反复地以孔子修《春秋》为例，论证“义”对于史书的决定作用。在《答客问上》篇中，他以“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为重要命题，分析“史义”的作用，不仅用来剪裁材料、删削文字，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撰成一部有观点、有特色的史书。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史书的决定作用，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章学诚探索史学演变的又一重要理论建树是，他独创性地把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史籍，直截了当地区分为“撰述”和“记住”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③“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扶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崭新的独创的分类法，突出地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着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用而不相妨害”，“盖着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④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了“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着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是不多的，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曾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⑤只有贯串了“史义”“史识”作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否则，只能属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反复申述这一点，正是对忽视“史义”的“积学之士”和“能文之士”的严肃批评。
    章学诚探索史学演变的卓识，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不同史书体裁的特点和作用的评析上。一是他主张撰修通史，称赞郑樵“慨然有见于古人着述之源”，“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成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⑥他所讲的“通史家风”，总结了自司马迁以后通史修撰的成就，揭示出中国史学上一个优良传统。二是对于晚出的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有精当的评论。他说：“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⑦而这种优点正好补救纪传体后期出现的严重弊病。三是对纪传体中几种体裁的不同作用和互相配合，有中肯的论述。《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中云：“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这是讲几种体裁互相配合的作用。《礼教》篇中认为史志体来源于《周礼》，应以《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榜样，做到能记载大量史料，又“典雅可诵”，也都是针对后代史书的缺陷而发。四是他重视史表的作用。章学诚认为，恰当地使用表，可使“文省事明”，避免“文繁事晦”。他设想纠正后代史书人物繁多的办法，是用人物表与列传配合。做到：“人分类例，则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之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那么象马班那样的名着就有重新产生的可能。⑧
    在探索几千年史学演变和辨析体例的基础上，章学诚针对传统史学后期的严重弊病，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⑨。并且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
    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本世纪初年章炳麟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当时他已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立场，撰写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二是为了振厉士气，鼓舞斗志。他苦于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进化论观点的通史体例，最后在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他改革史书编撰的办法，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⑩
    总起来说章学诚探索史学演变的各项主张，共同贯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重视“史义”、“史识”。刘知几所论述的主要问题则是体例的运用，虽也讲到史识而未着重论述。章学诚本人曾概括两家的不同特点：“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着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1）强调“史义”，是章学诚史学理论探索的特点，比起刘知几是大大前进了。不过，章学诚的观点与刘知几仍是相联系的，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并非截然两途，章学诚对于彼此不同是强调得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