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 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①；孙甫著《唐史记》，认为“欲明治乱之本，谨劝诫之道，而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②范祖禹作《唐鉴》“守据正经”，“开列古义，参之常事……义理明白”③。甚至就连国史、实录，也深受《春秋》经学的影响。诚如宋人蔡絛所说：“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④。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的关系，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学术论题，远非本人所能探究。这里，谨就《春秋》经学渗透下宋代史学的几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引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经界惑注与史界疑古
    自东汉的古文经学被定于一尊后，后世学者不但崇信经书，而且对汉儒解释经书的传注之说，也不敢稍有违异。他们迷信传注，甚至到了“宁道周孔误，不言服贾非”的地步。这种学风，到中唐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就打破了《春秋》三传的束缚。宋初诸儒说经，仍以汉儒之说为准绳。但是，到了庆历年间，风气突然转变。刘敞、孙复、欧阳修等人，开始怀疑汉经师之说，主张以己意说经。刘敞的《七经小议》始开宋儒“改经之例”⑤。其后，欧阳修撰《诗本义》，再“开百世之惑”⑥。继欧之后，“王文公、苏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⑦。他们打破了数百年来“祖述毛、郑，莫详于孔颖达之疏，不敢以一语相忤”的沉闷空气⑧，一反汉儒的烦琐注疏之学，以新意解经。至此，被迷信了几百年的注疏、训诂之学，被彻底地动摇了。
    在经学界这种怀疑、批判、否定汉儒经师注疏的声浪中，“春秋学”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秋》三传遭到了空前的怀疑和驳难。宋代的“春秋学”家们普遍认为：“三传异同，考之亦各有得失”。⑨他们上宗唐代啖助等人的“春秋学”，一反前人对三传的迷信。孙复是这种学风的带头人，他著《春秋尊王发微》首攻三传之非。欧阳修对此评论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⑩。清人也认为，“盖自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刘敞，彼沿啖、赵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11）。继孙复之后，欧阳修在治《春秋》时，也力辨三传之失。他说：“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博学而多闻，其传不能无失者也”（12）。又说：“左氏之传《春秋》也，固多浮诞之辞。”（13）为此，他明确断言：“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4）。打出了不相信三传的鲜明旗帜。在这种学术气氛下，当时的整个“春秋学”界掀起了一股怀疑、驳难、甚至废弃三传的风气。这种对《春秋》三传普遍怀疑、大胆驳难甚至干脆废弃的学术风气，既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重要标志，又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内容。
    经学界这种不惑传注、大胆批判汉儒注疏、训诂之学的风气，直接推动了宋代史学界疑古思潮的兴起。因为，汉儒的注疏，其对象就是先秦以来的典籍，诸如《尚书》、《诗经》、《周易》、《春秋》等。既然打破了汉儒注疏的羁绊；那么，重新考辨这些古籍的真伪、制作时代、作者问题、思想要义，以剔除汉儒的牵强附会之说，还古籍以本来的面目，也就是势所必然了。故而，他们由惑结注而疑经、由疑经而疑古、由疑古而疑史、由疑史而考史。这种曲曲折折一疑再疑的过程，最后导致了宋代史学界古籍辨伪和考证之学的兴起。
    北宋中叶的司马光说：“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语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15）。可见，当时的辨伪、考证之风是何等的盛行了。直到南宋，吕祖谦等人的文献之学、朱熹对《古文尚书》的驳难，也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
    经学中这种怀疑汉儒注疏的学风，还推动了宋代史学中金石学的发展。因为，宋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学跂慕古人之心，使得亲见其面而闻其言，何患不与之俱化乎？”“今之方册所传者，已数千万使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16）。也就是说，汉儒的注疏之学，作为“方册”，最多只得“古人之言语”，而且“去亲承之道远矣”，要想得古人真传，只有依靠传诸不朽的金石。故而，宋代金石学一开始就注重“明其制度”（17），以金石文字考订经史之误，补经史之缺。赵明诚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8）他这番话不仅向我们透露了他研究金石的动机，而且表明，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与当时学术界的疑古、考史、辨伪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