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渗透的趋势：史学的理学化
    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春秋》一经更是被奉为“经世大典”。所谓“白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49），是宋代“春秋学”家的一致看法。宋儒治《春秋》，把重点放在阐明其“义理”上。正如胡安国所说：“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50）这种以“格”、“致”、“正”、“诚”为起点，以穷“理”明“义”为中介，以“修”、“治”、“齐”、“平”为归宿的治学宗旨，是宋代“春秋学”家独特的学术道路，并由此而形成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理义”之学（理学）。
    在这种理学化了的《春秋》经学渗透卜，宋代史学由经学化开始而最终走入理学化的道路。经与史、“理”与事，在经学（含理学）对史学的渗透、浸入中，相互激荡，史学思想吸取经学中的“义理”，经学事为借史学而发挥。诚如胡三省所说：“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51）故而，此时的经史关系，既不同于两汉的史附于经，又不同于魏晋以来的经史分途，而是史中有经或史学经学化（理学化）。经与史因“理”和“事”的相互依存而共同担负起封建政治下“体用之学”的重任。
    当然，史学理学化的过程，是一个缓慢而又迂回曲折的过程。欧阳修、范祖禹开其端，张栻、吕祖谦等扬其流，至朱熹而集其大成。先后二百年间，宋代史学才彻底地扭转了魏晋以来经史分途的局面，而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如果说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还试图从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存在方面，来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因而还多少带有某些唯物论的因素；那么，被理学化了的宋代史学，在“叙国家之盛衰”时，则完全着眼于“天理”、“人欲”--社会意识方面，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封建的道德伦理和忠孝纲常，从而滑入了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欧阳修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治制纲纪，所以维持之。自古乱亡之际，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52）这就是说，礼义道德、忠孝伦常是治国的根本，这个根本一旦动摇，国家自然会乱，天下自然会亡。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无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无理？”（53）可见，欧阳修的所谓“道德仁义”、“法制纲纪”，也就是理学家的“天理”。至于范祖禹的《唐鉴》，也完全是从“天理”出发，来总结唐代的治乱盛衰。据《二程集》记载，范祖禹曾与程颐讨论唐事，后写《唐鉴》，用多程颐之论。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范氏既因他的思想而写《唐鉴》，以“义理”为断，揉经史于一，则是当然之事。纵观《唐鉴》，几乎每条议论都是从“义理”出发。如“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54），如“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55）。继欧阳修和范祖禹之后，杨时、张栻、吕祖谦等，对“天理”史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至朱熹，“万物汇归为一理”的史学命题才最终形成。如果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还只是史学理学化的最初尝试，那么，朱熹《通鉴纲目》的问世，则是宋代史学理学化最后完成的标志。至此，由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古今之变”--从宏观上探讨古今兴亡演变之迹的治史宗旨，被彻底抛弃，中国史学在结束了两汉以来简单的“天”“人”之辨后，又走向了念念于“天理”、“人欲”之争的狭窄胡同。这是《春秋》经学渗透下，宋代史学的必然归宿。
    应该指出的是，史学理学化的过程，也就是史学日益空疏、教条化的过程。正如梁启超所说：“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讲油腔滑调的批评……宋明以来大部分--除司马温公、郑渔仲，刘原父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56）近代学者刘炘咸也指出：“宋人之于史，有通病焉，数言可以尽之：盖高言《尚书》、《周官》、《春秋》、《左氏》，而不明马、班，于《尚书》又惟知训诫，于《春秋》又惟求褒贬。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57）宋代史学的这些“通病”，正是史学理学化结出的苦果。其遗风延至明代，就是学者“束书不观”，任随褒贬，空谈“天理”、“人欲”，从而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有害的影响。直到明末清初“六经皆史”及“经世致用”等史学思潮的兴起，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宋代史学理学化的过程，对推动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两汉以来神学唯心史观及“天人感应”等谶纬迷信思想在宋代的失势，“天道”顺应“人理”的历史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58），以人格主体为本位的“天理”史观的建立，正是史学理学化的结果。尽管这种“天理”史观最终滑入了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但它比两汉以来简单的“天”、“人”之辩，在历史哲学方面则更富有理论深度和思辩色彩。尤其是它对两汉神学唯心史观的扬弃，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与强调，对人类的意志结构和主体能力的发生与深化，正是汉唐间重视人事作用的历史思潮在逻辑上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由“外王”转而为“内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