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对《春秋》“大义”的阐发，反映到史笔的主旨上就是尊君抑臣、鼓吹“王道”，“王法”，力倡封建的忠孝伦理。我国封建社会的史书，无不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是非标准，鼓吹尊君严父，褒忠孝而贬忤逆。但是，从史书体例到义例笔法，从叙事到论赞，在史笔主旨上完全贯穿着尊君抑臣、君贵臣贱、绝对忠孝的观点，则是宋代史学的新情况。如果说在孔子那里，在要求“臣臣”的同时，也要求“君君”；那么，到了宋代史家这里，即使君不象君，但也一定要臣象其臣。欧阳修就曾说：“纠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36）也就是说，尽管君昏庸腐朽，出现了“君不君”的局面，但决不能有“臣不臣”的犯上作乱的行为存在。在《新五代史》中，他就以这种露骨的尊君理论为核心，严责臣节，强调忠孝。继欧阳修之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范祖禹在《唐鉴》、吕祖谦在《大事记》、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又对这种无条件尊君、提倡忠孝的史笔主旨，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甚至就连象郑樵这样一位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史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尊君父抑臣人，提倡忠孝，“使百代而下，为人臣为人子者，知尊君严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轻重之意行乎其间，以伤名教”（37）。这种突出尊君、严责臣节、鼓吹绝对忠孝的史笔主旨，既是宋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在史学领域的折光反映，又是在《春秋》经学渗透下宋代史学在内容上已经经学化了的重要标志。
    四、《春秋》“正名”与史学“正统”
    中国史学之有正统观，可谓由来已久。宋代以前，史学领域中实际的正统之辨早已开始。先有陈寿与习凿齿的蜀魏“正”“伪”之争，继有南北朝时代南北国史的“北虏”“南夷”对骂，其余波延及唐至五代。但是，宋代史学中的正统论，与前代的正统说则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反映在两者对“正”与“统”理解的相左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两者所依据之理论的不同方面。这些区别之所以产生，除了两者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外，宋代《春秋》经学的发展及其对正统论的介入，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宋代以前的正统论，其理论依据是“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学说的创始人是战国的邹衍。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38）。所谓“五德”，就是指金、木、火、水、土这五种自然力。其核心思想是这五种自然力各具盛衰之运，依次嬗变，周而复始，每种自然力的兴盛与潜灭，一切天道和人事都将随之而发生变化，王朝的兴灭与递嬗也不例外。进入汉代，这种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董仲舒在吸取其无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又创立“三统”说。继董氏之后，刘歆又作《三统历》引《世经》以说明五德始终之运，以共工为非序，斥秦于帝王世系之外。他认为周是木德，汉为火德，故而汉应直继周代。刘歆借五德之说任意排列王朝的世系和统序，开后世正统与僭伪之争的先河。《三统历》正是以阴阳五行为依据的正统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的正统论者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宋代的正统论者对汉儒以阴阳五行之说未附会正统缘起则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五行之运只是历家之事，以此来解释“王者之兴”，附会正统归属，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昧者之论”和“谬妄之说”（39）。在他们看来，正统之论是孔子在《春秋》中创立的。欧阳修说：“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40），郑思肖也说：“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论，出乎圣人”（41）。然而，翻遍《春秋》；并无正统二字。他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正统，但他对“正名”观念及“大一统”原则的强调，就是正统理论的原型。欧阳修说：“孔子为何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42）郑思肖也说：“《春秋》一书，尊天王，抑夷狄，诛乱臣贼子。素王之权，万世作史之标准也。”（43）这就是说，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正”周天子之名，责诸侯之僭越，其主旨就是尊周的“大一统”思想。据此，欧阳修对正统作了新的界说：“《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44）很明显，欧阳修对正统的界定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正”，一个是“统”。所谓“正”，就是“居正”，也就是以“至公”或“大义”而夺取政权；所谓“统”，就是“合天下于”，也就是“一民而临天下”（45）。欧阳修是宋代正统理论的创立者。他根据《春秋》“正名”及大一统思想对正统所作的界定，为宋代大多数正统论者所赞同。苏轼说：“正统之论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46）司马光也说：“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47）可见，他们对正统的理论界定，与欧阳修完全相同。
    宋代的正统论者，从《春秋》“正名”及“大一统”思想出发，批判汉儒以五行之说附会正统缘起，重新确立正统界说。他们从儒家名分观念出发来讨论“正”，又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号令是否出于一，天下是否定于一尊）出发，来讨论“统”，这比汉儒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王朝代兴。无疑有着重大的进步。尽管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封建纲常、君臣大义；但能够从天下的统一或分裂这个角度来讨论正统归属，则表明他们对史实的某种自觉。故而，从宋代开始，正统论进入了与史学相融的新的历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