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笔法”与史学义例
    相传孔子作《春秋》，或笔或削，均有一定之法，且于字里行间，寓褒贬之意。《史记》称《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赘一辞”（19），足见其立法之严。后世将孔子行笔削、立褒贬，称为“春秋笔法”。宋儒治《春秋》，无不注重对这种“笔法”的阐发。欧阳修就曾说：“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20）。他不仅坚信《春秋》有“笔法”存在，而且还对这种“笔法”进行了具体的说明。他说：“《春秋》辞有异同，尤谨严而简约，所以明微别嫌，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21）这就是说，《春秋》中的每一个字都寓有深意，都是经过孔子笔削而成的。另一位“春秋学”名家孙复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春秋》中的侵、伐、围、入、取、灭等字，都是孔子行笔削以“诛罪人”（22）。南宋经学大家胡安国甚至断言，”《春秋》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孔子“断自圣心”（23），“乃心外传心之要典”（24）。
    宋儒对《春秋》“笔法”的阐发，直接影响着宋代史学中义例之学的创立。所谓史学义例，就是编写史书的基本原则和处理方法。考求修史义例，是历史编纂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古代史家，向来重视修史的义例。南朝的刘勰甚至还从理论上对史书的义例予以总结（25）。唐代的刘知几更是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属”（26）。但是，以《春秋》“笔法”为准绳、以一字定褒贬的史书义例，则自宋代开之。尹洙的《五代春秋》首开其端，其后欧阳修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中、孙甫在《唐史记》中、范祖禹在《唐鉴》中、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袁枢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中，都有进一步的发挥和运用。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以攻、伐、讨、征四字来区别战争双方的性质及自己的褒贬态度；以反、叛、降、附四字区别人臣背叛之罪的轻重，以示“别嫌明微”。在《新唐书》中，他也用了同样的方法。章学诚说：“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20）章氏所谓“大书之法”，也就是宋儒津津乐道的“春秋笔法”。再如，朱熹因不满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书法，而另作《通鉴纲目》。他说《纲目》“表岁以年首，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诫。”（27）为此，他在书中刻意模仿《春秋》书法，制定凡例。《纲目》整个凡例只分统系、年岁、名号、即位、改元等十九门，门下有目，目中有类，凡137条，详细地规定了《纲目》的编写原则和书法义例。 朱熹《通鉴纲目》的问世，可以说是对《春秋》“笔法”的一大总结。这种“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28）的史学义例，正是《春秋》经学渗透下宋代史学在形式上经学化的产物。
    三、《春秋》“大义”与史笔主旨
    《春秋》“大义”之说首倡于孟子。他认为《春秋》之作有事有义，其事根据当时鲁国之史，其义则出于孔子的卓识心裁（29）。其后，对于《春秋》的事与义，说经者辩难纷纭，持论不一。古文经学家详事不详义，或重事不重义，《左传》及其传者即属于这一派。今文经学家借事明义，实则重在阐发其义，《公羊传》、《谷梁传》及其传者即属于这一派。
    宋儒治经，专主“理义”，故而在治《春秋》时，也多以“理义”说之。程颐说：“《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柄如日星，乃易见也。”（30）张载也认为，《春秋》“理明义精，殆未可学”（31）。朱熹更是认为：“盖为学之道，莫若先于穷理。”这种以穷“理”、“理”明而旨归的治学途径，是宋代“春秋学”家的普遍的学术风格。如果说孟子的“大义”之说还只是一种含糊、抽象的理论；那么，宋代“春秋学”家们则为这种“大义”找到了具体的、现实的落脚点。孙复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32），他认为否定五霸，去主尊君抑臣就是其“大义”。欧阳修也认为：“《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33）。这就是说，立“王道”，别是非，明善恶，就是《春秋》的大义。程颐说：“《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称天王以奉天命。夫妇，人伦之本，故当先正。”（34）陈亮也说：“至于《春秋》，其文则鲁史之旧，其详则天子诸侯之行事，其义则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者……然则《春秋》者，周天子之书也。”（35）他们的解释词异而义同，即行“王道”，立“王法”。正“人伦”，就是《春秋》的“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