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考据学风的有力针砭
    章学诚立志于探索史学演变，作为本人治学的途径，这本身决定了他跟当时的流行学风格格不入，以至直接冲突。当时的学术风气，是考证盛行，由考经而考史。学者们穷年累月，所做的是版本校勘、训诂注解、考证排比材料、辨伪辑佚等一类工作。他们所重视的是古音古义，搜集材料，考证是非。如果不同的书上，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上，记载有分歧，那就认为有学问可钻研，反之，若记载没有差异，就没有什么学问可做。由于崇尚古人，而汉代经注，离古人最近，所以处处迷信汉代学者说法，称为“专门汉学”。如梁启超云：“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12）而章学诚所确立的原则，是治学要别出己见，“不为训诂牢笼”，他注重的是“史义”，讲纵贯分析，讲别识心裁，强调观点、思想，强调变通、改革，因而在学术方向上，治学方法上，价值认识上，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对立，“颇乖时人好恶”。但是他不随波逐流，顶住了风气的压力，并且旁观者清，看准了烦琐考据的弊病而大力针砭，以挽救学风流弊为己任。
    与章学诚时代相同的王鸣盛（1722—1798年），主张史家只应重视史实，不应另外发表对于是非善恶的评价和议论：“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13）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学者们共同的看法。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无法改变的观念，认为考据就是学问的目的、学问的全部，舍此别无他求。对于章学诚探究学术源流、辨析体例的治学路数，则加以排斥和歧视。这种沉闷委琐的学术氛围，反而促使章学诚深入地探讨，淬厉了他思想的战斗锋芒。
    ——究竟治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究竟考据在治学中应占据什么地位？
    围绕这些根本性问题，章学诚从多方面针砭了烦琐考据学风的流弊，鲜明地提出一系列与流行观念对立的价值认识。
    首先，他倡导学术经世的思想。对于治学的根本目的何在的问题，章学诚作出精辟的回答：“君子苟有意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理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14）他明确主张学术要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是对清初进步思潮的继承。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痛责明代理学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号召人们从研读古代经书中去推究经世治国的大法，以此反对理学家天人性命的空谈，开创了清朝一代实事求是的学风。乾嘉时期学者们崇尚考据，治学讲求无征不信、旁参互证，他们只是继承了顾炎武治学“实事求是”的一面，却抛弃了他经世致用的进步精神。章学诚接过清初学者的经世旗帜，批评当时学者埋头考据，“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是自炫所得寸木，以为胜过别人的高楼，满足于细小的收获，忘记了根本的目的，形式上学古而抛弃了古人学术的精华。
    章学诚进一步把文章着述比作“药石”，必须针对社会的弊病而发：“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15）他反对逐于时趋，人云亦云；贬斥诂名钓誉，私心胜气。他在书中反复提出告诫：“学业将以救世，当视世之所忽者而施救挽焉，并轻重相权之义也。”（16）到他晚年所写《上尹楚珍阁学书》中，对自己一生“经世”和“救弊”的宗旨作了这样深刻的总结：“学诚……谈史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17）“耻为无实空言”，正是他与脱离实际学风相对立的独特风格。
    其次，章学诚提出区别功力与学问的着名命题，确切地说明考据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它在学术工作中只能居于较低的层次。
    章学诚认为，同是治学，按其性质和造诣，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18）考据家们搜集、考订材料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是罗列现象，属于表层的东西，只能称之为“功力”；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还要从材料中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搜集原始材料与加工提炼出精品二者质的不同。他进而指出，真正的学问，是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再深入进去，以求明白其所以然的道理。他说，“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彻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耳。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精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19）他指出误把功力当做学问，造成了学术方向的迷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地跟着风气跑，都切中了当时学风弊病的症结所在。
    再次，章学诚郑重地指出：如果沉溺于烦琐考据而忘掉治学的目的，那么下功夫越大，离开正确的方向也就越远。《申郑》篇云：“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他认为必须冲破琐屑考订的束缚，发扬《史记》、《汉书》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史学才能发展。他把考证恰当地譬作治学的舟车。“记诵者，学向之舟车也。人有所适，必资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人要达到目的地需要乘坐车船，但是人不能一辈子无目的地永远坐在车船里。同样道理，做学问需要以考据作为手段，但是不能沉溺于考据而忘记经世的目的。他辛辣地嘲把烦琐考证误认为最高学问的人：你们把搜求、考证古代零星材料当作“足尽天地之能事”，你们算是幸运，生在秦焚书以后，有这些“襞绩补苴”、修修补补的工作可做，如果生在焚书以前，古籍完整保存下来，那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20）
    清代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章学诚上述从学术方向、价值认识、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脱离实际的考证学风的针砭，都切中肯綮，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章学诚对烦琐学风的斗争很坚决，批评又是讲道理的，因而打中要害。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学风流弊的针砭，已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是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他曾写信给钱大昕，很深沉、很痛切地披露自己的心迹：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人道也。……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着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