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与约的关系。怎样处理渊博与专精的关系，是学者无入不碰到的大问题。章学诚对此有精到的辨析。他认为，博与约互相依存。博是约的基础；但是做不到约也谈不上真正的博。在广博与专精二者之中，章学诚更强调专精，称它是学者“自立之基”。如果务博而不求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天下的知识无有涯际，材料不计其数，若想穷尽天下的材料，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妄想，“尧舜之知所不能也”（41）。只满足于搜罗材料，不作专精的钻研，那只是材料的杂凑而己，谈不上学问。这些话，既全面论述了博与约二者的关系，在当时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当时考证之风正盛，学者普遍的毛病是夸多矜博，沉溺于浩繁的材料之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破除以博炫人忽视专精，乃是当务之急。章学诚进一步指出，没有专门研究，材料再多也不过象乱摊在地上的散钱一样。只有用自得之学作为线索贯串起来，分散的材料才能成为有系统的学问。（42）那么，已经达到专深的人，是否可以忽视博呢？不是的。他认为，专了以后，还要重视广泛地吸收营养，得到启发，“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43）章学诚对博与约的辩证关系的不同层次，论证实在透彻，在今天也仍有其生命力。
    论文章的内容与文辞的关系。章学诚反对片面追求文辞华丽的倾向，强调内容才是根本，内容的需要决定文章的表达形式。他说：“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44）但他又明确反对走到另一极端，即借口重视内容而忽视文辞的运用，他指出：“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45）强调文辞的准确优美对于史书发挥社会作用有重要意义。针对宋明理学盛行而产生的鄙薄文辞的倾向，他指出文辞粗劣、面目可憎的作品，令人生厌，连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无也无人理会。（46）在《文理》篇中，他反复论述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有充实丰富的内容，有真知灼见，而在文字上要发挥尽致，力求佳胜。堪称是一篇辩证地解决内容与文辞关系的精采文章。
    辩证分析的态度，是正确探求事物本质联系的、唯一符合科学的态度。章学诚在他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上，出色地运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因而取得了卓越的理论成果，并且足以启迪后人的智慧。
    章学诚史学理论的主要局限，则已有学者指出其“卫道和泥古”（47）。前者如《妇学篇书后》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伦理，表现出浓厚的道学习气。后者如书中每每夸大古代学术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评价，则是大醇小疵。《文史通义》全书在编排上无完整系统，使人感到它“散”。其原因也是明显的，章学诚处在当时学术条件下，他需要探讨和辨析的问题很多，因而来不及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章学诚的理论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自觉的特点。他说：“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喜怒哀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48）这段话，实则从包含全面的观点、历史变易的观点、自得之学、重视材料等方面，申明了他在学术上所自觉追求的目的，也是他对自己治学道路自觉的总结。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真知的精神，支持他顶住被周围人们视为“怪物”、诧为“异类”的巨大压力，支持他忍受一辈子的困苦磨难，晚年的贫病交加，辛勤地撰述，反复地修订，以毕生心血浇灌出这株传统史学理论的奇葩。章氏所言“守先待后之道”，即以在学术上继往开来自任。他还预言，后人将会懂得他的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发，“百年之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49）到二十世纪初期，处在学术近代化进程中感觉敏锐的人物，结合切身体会重读《文史通义》，果然受到极大的触动，认为：《文史通义》“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学之杰而已。”（50）“自从章实斋出，拿这种‘遮眼的鬼墙’（按，指学术上迷迷信古人的风气）一概打破，说学问在自己，不在他人。”“这实在是科学的方法了。”（51）这些评语是《文史通义》对近代学者产生过极大的启迪作用的明证。但我们以往对这部名着的研究还很不够，实有必要深入进行。如果本文对引起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能起到一点促进作用的话，那正是作者所期望的目的。
    注释：
    ①《和州志·志隅自叙》，见《章学诚遗书》第16卷。
    ②《文史通义·书教下》。
    ③《文史通义·书教下》。
    ④见《文史通义·外篇三》。
    ⑤《文史通义·书教下》。
    ⑥《文史通义·申郑》。
    ⑦《文史通义·书教下》。
    ⑧《文史通义·外编三·史姓韵编序》。
    ⑨《文史通义·书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