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求“道”的产生和“道”“器”关系的哲理。
    章学诚认为“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发展起来的。他说：“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着，不得已而出之。”否定了上帝创造或圣人有意安排的唯心说教，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来说，他把“道”看作是有阶段的发展：“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有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着也；人有什伍而百千，一室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着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章学诚所讲的，好象洞察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26）如对于封建国家各项制度职能的产生，就有相当接近于历史进程的天才猜测：“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着矣。”（27）由于社会的复杂而推动各项秩序的治理，促进国家制度的形成。他论证“道”的产生和形成的不同阶段，都由客观的“不得不然之势”、“事势自然”所推动，乃是符合唯物史观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进步观点。
    同时，章学诚发挥了中国思想史上“道不离器”的正确命题，从哲理高度批驳理学空谈的错误倾向。他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孔子撰述六经，则以书中的典章制度体现了治国的“道”。六经既是载道之书，同时六经又皆是器。这就叫“道器合一”，或“道寓于器”。他强调指出：“天下岂有离器而言道，离形而言影者哉！彼舍天下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28）理学家违背了“道器合一”的根本哲理，结果陷入了性理空谈，“于学向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也耳。以‘道’名学，则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29）理学空谈虽与烦琐考据形式不同，但其共同弊病是脱离实际，违背了经世的目的。章学诚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发挥“道”产生于“事势自然”的原理，研究当今变化了的制度事物，总结出符合当今状况的“道”来。所以他对着作家提出的要求是：“事变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30）
    以上是书中从历史的发展，论证学术不能与社会生活、经世大旨相脱离，着述的文辞不能与义理相脱离。再从现实中着作者的作为来讲，就必须强调应该具备的修养和责任。章学诚在后一方面的理论贡献，是论述了“言公”和“史德”。
    《言公》篇的主旨是讲着作家应该以坦诚无私严格律己。章学诚认为，着述的出发点必须是“诚”，抒写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文辞是用来恰当地表达这种“诚”的形式。“学者有事于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31）怎样做到坦诚无私呢？章学诚论述了两项，一是摒弃猎取名誉的虚荣心，二是根绝表里不一的虚伪心。他说：“仆于学业文辞，不知于古有合与否；惟尺寸可自信者，生平从无贰言歧说，心之所见，口之所言，笔之所书，千变万化，无不出于一律。”“而窃怪今之议学问者，往往不求心术，不知将以何者为学为问，而所为学问者又将何用也！”（32）章学诚现身说法，论述树立了“经世”的目的和责任心，才能力戒私心胜气和虚饰欺瞒，对于着述者何等重要，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章学诚还强调历史学家应具有“史德”。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着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33）刘知几论史家应具“才、学、识”三长时，己讲到“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34）其中已包含有“史德”的思想。章学诚加以大大发展，作为三长以外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并专门写了文章，此项贡献，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的，“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件具有很重大意义的事。”（35）章学诚讲“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是强调史书记载要符合历史事实，不要掺杂私人感情和偏见。因为，史书要靠人写，而人是有意识有感情的，这些很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刺激影响，“其中默运潜移，似公实逞于私，似天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36）章学诚又讲，评论古人应设身处地，包含有结合历史条件去考察的意思。他针对有人称司马迁“为讥诽之能事”，“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的片面说法，强调司马迁着史的主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肯定其高尚志趣和卓越史识。又指出他因遭遇不幸而“不能无感慨”，但跟“怨诽”（37）根本不同，得出了相当公允的结论。
    四、朴素的辩证分析——《文史通义》的精髓
    总结《文史通义》的贡献，还应该特别讲到书中朴素的辩证分析的因素。我认为，此项是章学诚的见识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原因所在，也是他理论探索的进步性和真理性之精髓所在。《文史通义》论述史义与史事、史文、史例的关系和演变，论述撰述和记注的关系，功力与学问的关系，论述“经”和“史”、“道”和“器”的关系，历史的客观因素（“天”）和史家的主观因素（“人”）的关系，对戴震学术的评价，等等——都是正因为符合辩证法关于分析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关于用互相联系的、发展的眼光观察事物的观点，关于具体分析具体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的观点，因而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文史通义》中出色地运用辩证分析的例证还有不少。譬如：
    论“立言之士”与“专门考索”的关系。章学诚大力针砭烦琐考据学风的流弊已如前述。他还形象地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桑叶而不能抽丝。”（38）深刻地揭露出烦琐考据不切实用的本质。那么，章学诚对于考据是否完全否定呢？不是的。他反对的是把考据当作学问的全部、学问的目的，反对的是学者不顾自己的条件而盲目跟着风气跑，与此同时，他对考据的作用又有所肯定。他认为，考据家的专门知识不应当忽视和抹杀。“考索之学，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因此他不同意友人的看法，认为阮元《车考》只研究一车之用，无甚意义，指出“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鲜也。”进一步，章学诚又精辟地论述理论发挥与专门考据二者互相补充的关系，他说：“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馀布而农馀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39）这段话，批评了把注重理论与注重考据二者完全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透彻地论证了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辩证关系。章学诚还有很难得的见解，他认为有识之士把握学术的正确方向，应该做到：“非特能持风气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于去伪而慎于治偏，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亦可以无欺于世。”（40）这里出色地体现了辩证法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不好的倾向中，要能发现其中合理的东西，而对正确的应该发扬的一方，又要看到其中不足之处而加以弥补。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有分析的态度，才能做到“无弊”、“无欺于世”。他本人也确实做到这一点，他曾多次声明自己不擅长考据，所以要从考据家的长处得到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