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是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自觉地担负起来。在考据的习尚风靡于世、人人倾倒的情况下，他却看到危害，所以不顾从达官显贵到整个学者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即使感到象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无顾惜。烦琐考据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章学诚的批判针砭，毕竟预示着学术风气变化的新趋势。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超过史学的范围，对于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重大的意义。
    章学诚观察当时学术问题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刻，还从他对戴震的评论中突出反映出来。戴震（1723—1777年）是乾嘉汉学中皖派代表人物，名望很高。他的学问实际包括考证和反理学的哲学着作两部分。当时人们的评价很有出入。章学诚和他在修地方志和评论郑樵等问题上有分歧，但他对戴学“绝诣”有卓见，评论中肯。章学诚对戴震的总评价是：“戴君学向，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一时通人，而求能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可几比。”给予充分的推崇，毫不顾及个人恩怨。
    但是考据家们认为，考据才是戴学的“绝诣”。而戴氏着《原善》、《论性》一类哲学着作，则“空谈义理，可以无作”，甚至指责为“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这正说明当时学术界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大学者朱筠、钱大昕也持这种看法，“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戴震《原善》等篇与《孟子字义疏证》相联系，都是反理学进步着作，揭露“以法杀人者人犹怜之，以‘理’杀人者有谁怜之。”是对理学杀人爆发出来的抗议。戴震对自己的学问精髓反遭轻视很感气愤，说：考证是我学问的舆夫，《原善》等才是坐舆的主人，“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讥笑称赞其考据的硕儒们只配与他学问的奴仆打交道。章学诚恰恰是戴震的知音，他认为《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者，实有发前人未发者”，“能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围绕评价戴震这些事实，说明了两个很紧要的问题：一、乾嘉时期那种崇尚考据的风气怎样把最有进步意义学问精华掩盖了，把成就卓着的学者的形象扭曲了。二，充分说明章学诚见识之卓越，比起当时众多的考据家们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章学诚有关戴震的评论，见《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章学诚遗书佚篇·答邵二云书》等篇中，很值得再作深入的研究。
    三、探讨学术与社会史的关系
    章学诚批判当时学风的流弊，实质是要论证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离开了正确的方向，违背了社会的需要和学术的规律。而这个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仅限于对时尚分析评论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在理论上和历史上作更深入的探讨。探究源流本是他思考和治学的特点。因此他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是把探求史学之本原，扩大到探求整个学术的本原。他着名的“六经皆史”说，对“道”的本原和“道”“器”关系的论述，等等，都是围绕深入一步解决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的，其核心，是讲学术必须“经世”。这个问题，从学术的整体讲，是探讨学术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史的关系；从学者个人所应做到的来讲，则是论述学者应有的修养和责任。
    （一）“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探求学术本原所得出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两千年来被顶礼膜拜的六经，实际上是先王的政典，是当时历史的记录。所以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中下）、《经解》（上中下）等篇对此都有阐述。《易教上》开宗明义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论述学术的本原，在先秦时代，官府职掌、典章文献、治国的道理三者本来合为一体。古代官府部门各分其责，这些部门的典章文献保存下来，就是后代所称的“经”，一向被视为高深莫测、无比神圣的“道”，就在这些治国的文献之中。所以古代圣人并没有离开这些先王政典，另外着书去讲什么神秘的道理。他还指出，就拿颇有点神秘意味的《易经》来说，它的产生也同阴阳历法有关，同政事有关，并非圣人有特殊用意而“离事物特着一书”。因此，学术从它起源，就同社会人事密不可分，就是“经世”的。这是学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原理。章学诚追根求源论证学术与社会史的关系，就为批评当时学风脱离实际，离开社会人事去治经、去讲道的不良倾向，进一步提供了理论的历史的依据。
    有的文章争论“六经皆史”是谁首创的问题，这并不重要。章氏以前，确有人讲过类似的话。王阳明回答学生徐爱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22）。此外，明代及清初讲类似的话者，有王世贞，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44；李贽，见《焚书》卷5《经史相为表里篇》；何景明，见《大复集》卷32卷《经史皆记事之书》；潘府，见《明儒学案》卷46《诸儒学案》；顾炎武，见《日知录》卷3。有的论着还追溯到更早， 提出可追溯到元代郝经甚至东汉。（23）
    即使能找到很早的出处，也不会降低章学诚这一命题的意义。因为前人都只是行文中涉及，并无专门论述。章学诚是作为重要命题提出来，深入地加以论证，并且是针对时弊而发，是与他强调学术必须“经世”的主张密切联系的。他吸收了前人的提法，把它提高了，发展了，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这是意义之一。意义之二，是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他还讲：“愚之所见，以盈天地之间，凡涉着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即其中同圣人有关系的六种。（24）明确提出包括六经在内的，都是史料，所以扩大了史料范围。而且，当时风气，经书是被当作偶像受到崇拜，史只能居于附庸地位，“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25）。现在按照章学诚的理论，六经也是史，可以平起平坐了，确有抹去经书神圣灵光和提高史学地位的意义。意义之三，六经皆史的命题之所以在近代受到重视，还在于它符合近代学术的一个大趋势：把所有各种学问都置于历史考察范围之内。“六经”过去只能顶礼膜拜，现在也要作为研究对象了。所有这些，都包含有冲破封建教条的积极意义，包含着可贵的近代科学意识。